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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第七天》是我最爛的小說,這很客氣。7年前《兄弟》出版時,就有人說是中國所有小說里最爛的。”面對外界鋪天蓋地的評論,余華卻關了手機。記者通過微信聯系到他,他同意以郵件的方式接受獨家專訪,首度回應對《第七天》的批評意見。
記者:小說出版后有很多兩極的評論,批評者認為用了太多的新聞,像是微博上的轉發和改編,對此你怎么看,寫作時為什么使用這么多新聞?
余華:我們的生活是由很多因素構成的,發生在自己和親友身上的事,發生在居住地方的事,在新聞里聽到看到的事等等,它們包圍了我們,不需要去收集,除非視而不見。我寫下的是我們的生活。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里寫了很多當時哥倫比亞報紙上的事件和話題,他說他走到街上,就有讀者對他說:你寫得太真實了。當然《第七天》不能和《百年孤獨》比,人家寫的是一百年的孤獨,我只是寫七天的孤獨,人家的一百年只用了二十多萬字,而我的七天花費了十三萬字。我深感慚愧。
記者:讀者的批評你會關注嗎?或者因為《兄弟》,你已習慣了這種兩極分化的評論?
余華:我會關注批評,但不是現在。等《第七天》冷下來,我會認真看讀者的批評,那時候,冷靜的批評也會多起來。《兄弟》七年里經過了兩個出版社,換了幾個版本,現在去書店買《兄弟》的讀者對當時的爭議不了解,也可能沒興趣,現在我開始關注他們的意見了。其實《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出版時也有很大的爭議,只是那時的爭議局限在文學界,那時媒體不關心文學,更不會關心我,也沒有網絡。《兄弟》出版時媒體關注文學,也關注我了,而且有網絡了,所以爭議被放大。這次《第七天》出版,有微博了,爭議更加放大。
我十分感激讀者對我關注,無論是贊揚的還是批評的,我都心存感激。被關注和被批評是成正比的,如果有一天沒人關注我了(包括罵聲),那就意味著我被遺忘了。
記者:有評論家覺得,你的語言才華未在新作中發揮盡致,有倉促的感覺。這是一部第一人稱的小說,我注意到你在小說里用了特別多的“我”,似乎是有意識的重復和強調?
余華:這是一個從死者的角度來敘述的故事,語言應該是節制和冷淡的,不能用活人那種生機勃勃的語氣。在講述現實的部分,也就是活著世界里的往事時,語言才可以加上一些溫度。一部小說的敘述語言應該由小說本身的敘述特征來決定。我在修改時已刪除很多“我”,剩下的“我”都是不能刪的,仍然不少。這是敘述的需要,《第七天》的敘述有點像圓規,“我”的經歷是圓心,所見所聞是一條條圓線,敘述的圓規一圈圈往外畫圓。
記者:為什么選擇七天講故事的形式?為什么選擇鬼魂的角度?小說家寫現實是否需要距離感?
余華:作家如何敘述現實沒有方程式,不同的作家寫出來的現實也不同,即使是同一個作家,在不同時期寫下的現實也不一樣。但是必須要有距離,在《第七天》里,我從一個死者的角度來描寫現實世界,這是我的敘述距離。《第七天》是我距離現實最近的一次寫作,以后可能不會這么近了,因為我覺得不會再找到這樣既近又遠的方式。
我一直想將生活中看似荒誕其實真實的故事集中寫出來,同時又要控制篇幅,因為用五十萬字或一百萬字去寫會容易很多,對我來說雖然會消耗時間和體力,但不會形成挑戰,只有用不長的篇幅表達出來才是挑戰。于是我找到了這個“七天”的方式,讓一位剛死去的人進入另一個世界,讓現實世界像倒影一樣密密麻麻地出現,而且要讓它們的身影十分清晰。本報記者 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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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天》里,余華講述了一個普通人死后七日的見聞:這里有分等級殯儀館、有溫馨又揪心的愛情、有養父子之間感人至深的父子情、有冤假錯案、也有劉梅等鼠族類的生活……小說從死走向生,在生與死兩個極致的世界之間來回穿梭,用一個魔幻現實的世界來表述對現實的審視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