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趙氏孤兒案》：經典的現實燭照與藝術重塑

　　“趙氏孤兒”是自古以來最富盛名的“中國故事”之一。這個故事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左傳》，后經過司馬遷的重塑，尤其是元代紀君祥雜劇劇本 《趙氏孤兒》的出現，它以各種文學形式在民間廣為流傳。雜劇《趙氏孤兒》篇幅不長，但其強大的戲劇張力和其中蘊涵的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使其躋身中國古典悲 劇最具代表性的劇目。法國大文豪伏爾泰和德國文化巨擘歌德都曾被其折服，并親自進行過改寫與改編。

　　3年前，陳凱歌導演了電影版《趙氏孤兒》；如今電視劇版本也登上了熒屏，即閻建鋼導演的電視劇《趙氏孤兒案》。“趙氏孤兒”的故事被一代代人講 述，可見其魅力已經超越了古今。但人們忍不住要問：在電影版之后再拍這樣一部電視劇，其意義究竟在哪里？電影版的《趙氏孤兒》雖采用了元雜劇基本的故事架 構，但實際上卻拆解了這個具有史詩性質的古典悲劇，把它變成了一個傳輸導演觀念的現代戲。或者說，故事的核被替換了，而這個核，就是人間大愛和人性至善。 面對一個幾乎所有要素都被劇透到無人不知的故事，閻建鋼的勇氣和擔當令人敬佩。我們必須說，敢于面對和創作這樣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個向傳統文化致敬、打撈 傳統人倫精神的行動。

　　當然，改編經典光有勇氣是不夠的，還需要創造性的智慧。電視劇版首先要面對的困難就是：在將這個并不復雜的故事擴充為符合電視劇體式的長篇敘事 時，如何能做到忠實于原著及其負載的精神內涵？從電視劇成品呈現的效果來看，《趙氏孤兒案》作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該劇既承傳和詮釋了故事本身的傳統文 化內涵，又創造性地賦予骨架以血肉，使之以前所未有的豐滿形態示之世人。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趙氏孤兒案》用力尤深之處。劇作拋開了為主人公尋找新的動機的努力，把勁使在了將矛盾、沖突及其對人性的挖掘還原到歷史語境 里，著力去豐富前因后果和每一個邏輯空隙，程嬰、屠岸賈、趙武等等這些本來面目模糊的歷史人物，一個個變得立體和豐滿起來。或者說，電視劇《趙氏孤兒案》 創造了一個發生這一千古悲劇的歷史環境，在戰國那個烽火四起的年代里，個人的命運不由自主地裹挾進了國家的命運之中。這樣的處理，使得電視劇建立了自己的 大邏輯，程嬰的義舉、趙武的復仇等一切情節都有其來龍去脈，不突兀。

　　表面上看，《趙氏孤兒案》依然圍繞看似過時的一種傳統中國精神——“忠義”——展開，但它絕非只是簡單地講述一個“愚忠”的故事，它的忠，不再 是對個人的忠，義也不再只是對個人的義，忠義的對象引申到了國家的層面，成了大忠大義。在這個故事的另一個核心點——復仇主題上，《趙氏孤兒案》所做的就 不僅僅是繼承，更有了極好的發揮，它引入了一些現代的價值觀念。或者說，電視劇借助許多現代社會才產生的理念，合理地超越了個人和家族復仇的敘事，把簡單 的復仇故事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比如，趙武在最后陳述殺屠岸賈的理由時特別強調：屠岸賈之該殺，是因為他投敵叛國弒君，而非殺了他趙氏家族300余 口。趙武對屠岸賈有著切齒仇恨，但他沒有因為自己的仇恨就破壞國家的法律，在國法與家仇的矛盾中，趙武選擇了前者。再比如，程嬰在教導趙武時說，忠義是 本，仁善是源，忠義固然重要，復仇固然重要，但如何能不僅僅在肉體上獲得勝利，而且在精神上實現超越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電視劇的結局是屠岸賈不僅敗了， 而且終于看清自己的罪惡，回到都城，自盡而亡。這些都是原來故事中所沒有、也不可能有的，這種創造性的改變超出了傳統的以“忠義”為最高準則的精神，具有 了一種樸素的“人道主義”色彩。

　　《趙氏孤兒案》成就的仍然是一個動人心扉的悲劇。屠岸賈自盡之后，程嬰亦飲毒酒而死，程嬰的死為整部電視劇的悲劇畫上了最終的句號。19年前親 生兒子死去時，程嬰已經注定必死，但卻活著，他的悲劇不是死，是帶著痛苦活著。程嬰以他對屠岸無姜的教育，完成了對屠岸賈的復仇：屠岸無姜親手毀掉了屠岸 賈苦心經營幾十年的政治陰謀，這顯然比趙武殺掉屠岸賈更富戲劇性，也更有力量。從小受程嬰教導的屠岸無姜，最終將“忠義”放在了“仁孝”之前，因而程嬰救 下的不僅僅是趙武，還有屠岸無姜的靈魂。《趙氏孤兒案》的悲劇性不再局限于程嬰獻出親生骨肉的痛和茍且偷生的辱，而是他19年與國敵家仇日日相對的瑣碎和 漫長，是他愚公移山般一點一點打垮屠岸賈的堅持和忍耐。這種悲劇精神，既保存了原來故事的人性深度，又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悲劇色彩，一如俄狄浦斯知曉自己殺 父娶母的命運時的痛苦，一如哈姆雷特面對“存在還是毀滅”的猶豫掙扎。悲劇落幕時，大雪滿都城，這既是冤情得雪，又是還世界一片清潔。

　　《趙氏孤兒案》為觀眾塑造了一個更親切、更立體，也更具有代表性的程嬰形象。在這部戲里，程嬰成了春秋戰國時期義士的一個代表，也成了數千年中 國士大夫精神的一個代表。他為上忠，為下善，忍辱負重，舍生取義，而且堅持的是大義。對程嬰而言，就算是皇帝的兒子，也不會比自己的孩子更寶貴，但他之所 以愿以自己的骨肉去死，是因為他深深懂得托孤的背后所隱藏的重大文化價值。趙家孤兒不僅僅是趙家血脈，更是國家忠良的象征，是忠良最終必將鏟除奸邪的火 種。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程嬰在關鍵時刻獻出自己的兒子，才是可能的，也才是可信的。事實上，這種犧牲精神及其背后的文化內涵，一直綿延 于中國的歷史中，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個體和家族的復仇，最終消解于國家和民族的和平穩定上，這是一種大義，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種風骨。《趙氏孤兒 案》對今天的中國而言，具有著特別的意義，它不失時機地提醒我們，盡管現在是一個富裕的和平年代，但我們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不該被拋棄。誰也不能保證和 平是永久的，在國家和民族的危機關頭，我們同樣需要有獻身精神的英雄挺身而出。

　　“中國夢”，時下正成為人們的共識。這個充滿了瑰麗色調的詞匯，到底有什么樣的蘊涵？筆者看來，“中國夢”的要義之一便是傳統文化的復興與蘇 醒。而傳統文化的蘇醒，絕非是要寫古文、背古詩那么簡單，其核心是讓人們尊重、學習和認同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價值。在這個道德失序、物性崛起、人性矮化的 時代，重溫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是何其迫切何其緊要。在這一點上，《趙氏孤兒案》作出了榜樣。這部戲的大膽和創新之處還在于，它沒有因古而古，故意將 臺詞處理成附庸風雅、詰曲聱牙，而是力求口語化。而且程嬰也不再是原來那種悲苦的形象，他更多了一分幽默，一分智慧，這些可能部分觀眾剛開始看時會略有不 習慣，但如果考慮到觀眾層次的年輕化，這種嘗試反而是積極的。這些創新性改編，都有助于讓更多的年輕觀眾接受這樣一部沉重的悲劇，繼而更好地理解何為忠 義、何為犧牲。在這樣一個信息化的時代，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都在發生日新月異的改變，但總有些東西是不該變也不能變的。在熒屏里充滿了哭哭啼啼的家庭戲、 小三大斗原配的感情戲和男女青年的偶像劇甚至是雷人劇時代，拍一部如此嚴肅的千古悲劇，并且既能完整地保留原劇中的文化內核，又恰當地融進了許多現代意 識，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討論《趙氏孤兒案》，不能不說說它的導演閻建鋼。無論是《秦始皇》《塵埃落定》還是《中國地》，閻建鋼的作品總是有著獨特的標識：聚焦“大歷 史”，揮灑中國精神，具有人文氣息和家國氣概。《趙氏孤兒案》一劇，集中地體現了閻建鋼的導演風格和文化品位。在吐槽歷史、拆解歷史、戲說歷史盛行的當 下，閻建鋼固執地選擇對歷史“正面強攻”。《趙氏孤兒案》開播當天，閻建鋼導演在微博上寫道：“對自己而言，《趙氏孤兒案》是我的靜心之作，敬心之作，精 心之作。一生只有一次面對這部經典的機會，惟有如此。”導演對待歷史經典的態度，決定了電視劇的品格。正因為靜心，才可以心平氣和，而不刻意獻媚于觀眾喜 好；正因為敬心，才有對民族文化經典的尊重；正因為精心，才能夠奉獻出這部融合了現代意識的古典悲劇優秀之作。

　　今日中國的電視劇創作，受制于惟收視率至尊的單向度評價體系，先天符合大眾趣味的家斗、宮斗、諜戰、武俠題材占據了熒屏絕大部分生存空間，歷史 情懷、現實承擔與詩性品質早就在“重口味”、“輕趣味”前淪為了犧牲品或者不值一提的點綴——傳奇止步于傳奇，爭斗終結于爭斗——一切只為刺激觀者的感 官，只為感官強刺激背后收視率數據和曲線圖。筆者以為，電視劇創作的市場屬性固然不可否認，但將市場屬性與審美品位截然對立則是一種思維方式上的偏差和錯 位。對歷史多一份誠意與敬意，對現實多一份熱忱，對人和人性多一些思索，在構思上多一些匠心獨具的創造，在創作制作上多一些精益求精的追求……對作為一種 戲劇形態的電視劇來說，與市場化所要求的“精彩度”、“觀賞性”沒有必然矛盾。戲劇有其規律，那就是要張力，要矛盾，要情感，要沖突；但戲劇也有其本質， 那就是要文化，要價值，要情懷。從這個意義上說，《趙氏孤兒案》對經典的創造性改編，是具有典范意義和經典價值的——當兼顧文化審美品位與觀賞性的精品劇 創制成為潮流，并以其親和的面孔獲得觀眾青睞之時，趣味低劣、粗制濫造的“神劇”和“雷劇”，自然會被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所汰除。(梁振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