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廣芩與她的《狀元媒》

　　新時代的京味小說——

　　葉廣芩與她的《狀元媒》

　　葉廣芩 出身清廷皇室宗親，生在北京，長于陜西。葉廣芩祖姓葉赫那拉，人稱“格格作家”，擅寫北京大家族生活。著有家庭題材小說《本是同根生》《誰翻樂府凄涼曲》《黃連厚樸》以及長篇小說《全家福》《乾清門內》《采桑子》《狀元媒》等。

　　中國文學進入現代以來，常常上演“雙城記”。如果你提到上海，則北京也肯定是一個無法忽略的所在。美國學者帕克曾在他的文章《城市》寫到，城市不只是一個物理結構，它更是一種心態、一種道德秩序、一組態度、一套儀式化的行為、一個人類聯系的網絡、一套習俗和傳統。正是這孕育著不同話語與感受的城市，催生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形態。

　　寫北京，老舍是第一個繞不開的作家。他用俗白、風趣的筆法描繪京城平民的命運、八旗世家的興衰，勾勒出生動鮮活的北京風物、北京性格，可謂是京派文學的集大成者。京派文學的寫作其實紛繁復雜，但歸根結底也都是用京白寫京事，北京人特有的文化心態和生活方式塑造出了其基本特點，語言有著北京口語的精煉、生動、幽默，書寫內容駁雜，但北京內蘊的那種中國紳士閑暇心態所滋生出的生活藝術，諸如烹調、吃飯、喝酒、唱戲、養花、繪畫、書法、習武、收集古玩，都是小說中隨處可見的元素。

　　在老舍、梁實秋之后，京派文學因為歷史原因曾沉寂過一段時間。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京派文學又開始掀起高潮，鄧友梅、汪曾祺、林斤瀾、劉心武、陳建功、趙大年、韓少華等都創作出了一大批有相似審美風格的京味文學作品。而之后京味文學又漸顯沒落趨勢，直到葉廣芩的出現，有人認為在她的小說中看到了京味文學的復興。

　　葉廣芩是旗人，出生于一個沒落的滿族貴族家庭，祖姓葉赫那拉，這是一個龐大而輝煌的姓氏，以出皇后而著名。在她的家族里，與她同輩的孩子一共十四個，當她1994年寫了一個短篇《本是同根生》時，這個家族便一次次出現在她的筆下。一個皇室家族在民國以及近百年間的興衰沉浮，便連同北京的風景地理、風俗人情一同得以展現。

　　實際上，葉廣芩在1968年就離開北京，扎根陜西40多年，而她的京味小說卻以獨特的風格走進人們視野，她用散文化的語言寫老北京，有濃郁的傳統韻味。在她的長篇小說《采桑子》中，我們看到一個家族所輻射出的故都景象，一群被歷史發展所超越的懵懂人群的飄零人生。

　　去年，她又完成了一部長篇《狀元媒》。全書以京劇“狀元媒”開場：清朝最后一個狀元劉春霖做媒，促成了皇室后裔父親與平民母親的婚姻，由此一個家族的故事得以上場，上演了一幕幕的“大登殿”、“三岔口”、“逍遙津”……

　　1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孤獨的旅程

　　新京報：《狀元媒》全書用京劇劇目來結構，京劇也常常成為小說中人物命運的注腳，為什么會選擇京劇這個元素呢？

　　葉廣芩：我在小說開場的《跳加官》里寫了一句話，“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其實，想想我們這一輩子，每一個人都沒有跳出老祖先們給我們囊括的人生規律。這些戲曲就用比較淺顯的、農婦都能接受的方式，闡釋了人生的規律，教給人們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你看過去老鄉們的道德觀念大部分都是從戲詞、戲文中吸取來的。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是我們道德傳承、審美觀念中很重要的一種方式。因為我就把它用在我的小說里。而且我也喜歡戲，還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時候，就會唱小老媽之類的。這算是一個從小的愛好，也是文化上的灌輸。

　　新京報：《采桑子》實際上寫的就是金家中人物的起伏命運，《狀元媒》其實也是如此，你覺得你在其中想表達的東西有什么不同嗎？

　　葉廣芩：《采桑子》主要是圍繞金家十四個兒女的故事，而《狀元媒》視角延伸了，延伸到社會中去了。社會背景和老北京平民百姓的命運，在《狀元媒》里面展示得比較充分。我覺得《狀元媒》的視角要比《采桑子》更廣闊，寫作手法也比《采桑子》更成熟、老練一些。《采桑子》你還可以看到很多書面的東西，《狀元媒》就全是用大白話，就是我一個老太太來講述事情，是用這樣一個語言和角度來敘述的，更大眾化了。

　　新京報：我讀完小說有一個感覺，《狀元媒》中人物命運的走向大多都是很悲涼的，但敘事的語言卻總是不時的幽默、風趣，為什么會有這種反差呢？

　　葉廣芩：我老是跟人說，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很孤獨、寂寞的旅程。雖然我們也有親情、愛情，但你內心深處的東西總是只有自己才能理解。有時候睡覺，在深夜中醒來，常常會有各種各樣的矛盾、解不開的疙瘩紛至沓來，和領導的、和愛人的、和子女的、和同事的，甚至和自己身體的，這確實是一個人的戰爭啊，這個戰爭一直到你死都存在著。甚至于有時候在飯桌上推杯換盞，大家非常熱鬧、親密的時候，我內心也常常會產生一種孤寂的感覺。這種感覺我覺得可能每一個人都有體會，尤其當你漸入老境，這種感覺就更強烈了，所以我寫的人物最后結局總是比較悲涼。但從我們的性情來說，我們又不能悲涼，還是要看到一些比較光明的東西。就是說在跳出來看人生的時候，要有一種笑對人生的感覺。

　　2 寫北京的題材，我總是比較沉重

　　新京報：你也嘗試過很多不同的風格和題材，北京這個題材給你的寫作帶來了什么？

　　葉廣芩：寫北京的題材，我是比較沉重的。因為它牽涉到了我的認知，我的家族、我的朋友。我要是寫外面的題材就是另一種心境、另一種筆法，我最近就在寫一個陜西農民的經歷，筆調絕不是寫北京家族題材的這種沉著、冷靜，是很歡快、幽默，甚至于調侃的。

　　新京報：很多人把你的家族小說定位為京味小說，在整個京味小說的寫作傳統中有沒有哪個作家對你影響很深？

　　葉廣芩：老舍，《老舍全集》我買了兩套，一套放在西安，一套放在日本，沒事就拿起來看。解放前，老舍曾經當過方家胡同小學的校長，我曾是方家胡同小學的學生，我常說從這開始我們就結了緣了。老舍在寫作上對我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一個是語言方式和敘述方式，那種娓娓道來的感覺。他的小說給我影響最深的是《正紅旗下》，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其中那種敘述方式正是我所喜愛和熟悉的。《狀元媒》的語言，我覺得或多或少是和老舍接近的。再一個就是老舍的文化視角，他會寫自己所熟悉的事情，比如《正紅旗下》幾乎可以說是一個自傳體的小說，但是他也會寫他不熟悉的事，像《月牙》、《離婚》，都是北京的事情，但不是老舍身邊的事，是他聽到的，然后變成了小說。這種視角我覺得是作家們很需要的，也影響了我的寫作。

　　新京報：除去老舍，還有哪些京味小說作家是你喜歡的？

　　葉廣芩：很多，鄧友梅啊、趙大年啊，往后說的話，我比較喜歡王朔。當時他寫的那種小說對我的沖擊非常大。我看到了一個很活躍的思想，很靈動的手法，他的語言是那么跳躍、鮮活、幽默，還有就是北京人的那種不吝，什么都不在乎，這絕對是北京味。徐坤也寫了很多北京的題材，我也比較喜歡，她的東西展現了北京現代生活、現代化建設很重要的方面，這是我所不行的。我既比不了王朔的靈動和調侃，也比不了徐坤的那種字正腔圓的感覺。

　　新京報：你剛剛說你的寫作給京味增添了不同的色彩，你覺得你的京味小說的特色是什么？

　　葉廣芩：我的特色在于我對過去的了解，我的語言還保留了五六十年代老北京的傳統習慣，甚至于還保留了一些北京人說話的幽默，還有就是胡同中那種平靜的視角。

　　3 地域對一個作家的養育非常重要

　　新京報：你是怎么理解京味小說的？你覺得當下京味小說發生了什么變化？

　　葉廣芩：京味小說和北京人有很大關系。現在北京人由好幾部分組成，一個是老北京，一個是在北京工作的人，再一個在北京的農民工，諸如賣饅頭、攤煎餅等等的這類人。我覺得京味小說也在變化之中，我們對京味小說的理解，還停留在老舍那樣中規中矩、京腔京韻的印象里。但如果你寫一個在北京攤煎餅攤的某某某，難道就不是京味小說嗎？京味小說并不是非用北京話來寫，它的范圍很寬泛，我覺得用普通話寫北京市這些拼搏的打工族的小說，都應該屬于京味小說的范疇。

　　新京報：在《狀元媒》的后記里，你說自己站在樓上看北京，突然覺得恍惚，這是西安、上海還是東京？城市的生活越來越趨同，你覺得北京還會孕育出京味小說嗎？

　　葉廣芩：出得來，北京有很多的優秀作家，他們也在不斷地探索和努力。我覺得生活在北京市內的作家們，他們的作品會充分地表現北京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和語言習慣，包括語言的變化。如果我現在再用老北京的話寫今天的北京，肯定是對不上號啦，但他們是游刃有余的。

　　新京報：你了解海派文學嗎？你認為地域和文學的關系究竟是怎么樣的？

　　葉廣芩：我不了解海派文學，但地域對一個作家的養育是非常重要的。我曾在日本生活，日本人的性格就是很含蓄，表面上禮貌、溫良，但是內心深處卻洶涌澎湃。所以他們的性情和地域所培育出的文學也是平淡的，但很有韻味，值得你去推敲琢磨。說回北京，北京孕育出的作家寫出的東西都有北京大爺的一種范，這點其實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