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看海派話劇

話劇《資本·論》劇照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資本·論》在3月20日首都劇場的首場演出中，舞臺上的演員現場罷演，與臺下觀眾掰扯、吵鬧個不停。一些觀眾要演員們下 臺，另一些則怒而“起堂”，直到弄明白了這是戲劇演出的必須情節之后，才又回到座位上。這是海派話劇在向首都觀眾的接受習慣挑戰，還是為樹立品牌而有意識 地標新立異？可以說，這次來京演出的《原告證人》、《資本·論》和《活性炭》3部作品，無論是舞臺形式，還是情節和人物，都呈現出鮮明的海派話劇特點與風 采。

　　與《原告證人》演員數量眾多，特別是群眾演員上場的亮點不同，《資本·論》為觀眾打開的是一扇帶有先鋒色彩的拼貼之門。“錢是什么？錢是湯臣一 品，錢是海景別墅，錢是LV，錢是愛馬仕，錢是一天換一個愛馬仕……”大幕拉開，各位列隊演員唐僧念經般不停地訴說，先聲奪人地刷新了以交代戲劇情境、人 物關系為必要內容的開幕傳統。且不說這令老北京人最羞于出口的“錢”字以這種語氣被夸張和放大，就是這段排練中的朗誦形態，也足以讓人一頭霧水了。接下來 則是演員“集體罷演”的一幕，無怪乎觀眾被弄糊涂了。再往后，闡釋剩余價值，表現剝削與被剝削的“牛奶舞”火爆登場；10部經典話劇同時排演的場景激情呈 現；以10元換100元，以100元換1萬元，以1萬元換10萬元的融資游戲在觀眾和舞臺角色之間相繼展開，確實給人以眼花繚亂之感。極具都市品位的跳 接、轉換，靈活多變的結構手段，片段間非常規、非邏輯性的銜接、組合，營構出了大上海感覺的格式塔。

　　由此，我們看到了拼盤般空前豐富和觸目的景象：節奏明快，語匯龐雜，感染力強烈，觀眾參與踴躍。如果說，如此鮮明的前衛色彩對于小劇場話劇觀眾 還不能算陌生的話，那么這種大劇場的鋪排，則賦予海派話劇一種形式實驗的激進姿態，從而與重語言趣味、重細節刻畫、重風格積淀、重斯坦尼表演體系的北京， 以及它所擁有的那種平緩、圓融的非激情表達狀態拉開了距離，盡管這種表現手段上的創新似乎不是來自戲劇自身變革的需要，而更像是來自主創試圖醒人耳目、吸 引觀眾的一種努力。努力的背后，有創作者對于新的感性整合方式的尋找，也傳遞著上海近階段社會、文化以及藝術團體深層次改革、改制所造成的人們心理層面的 困惑、疑慮和不安。

　　海派話劇形式審美的激進狀態要求著相應的表現內容，而情節的奇異與尖新，則不僅是海派話劇今日的追求，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灘“連臺本戲”的時尚與傳統。

　　《原告證人》是舉世公認的偵探小說女王阿加莎的作品，自始至終都圍繞著法庭現場審訊的一樁謀殺案展開。弗倫奇小姐在倫敦家中被殺，生前與她曖昧 不清的年輕人沃爾成了頭號嫌疑人。警長、法醫、管家等人紛紛出庭指證沃爾，他的妻子羅曼卻以原告證人的身份出庭指認丈夫謀殺。接著，一個神秘女人出現，推 翻了羅曼的證詞。就在羅曼因偽證罪被捕之前，沃爾卻準備攜一新情人私奔，絕望中的羅曼用一把尖刀殺死了沃爾。舉證、偽證、扮演、謀殺……如此驚心動魄的情 節設計，不能不帶給觀眾以吸引與震撼。

　　如果這只是一次偶然的選擇，似乎還與“海派”無緣，但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偕同上海捕鼠器戲劇工作室，已經與英國阿加莎·克里斯蒂經紀公司簽約了： 在未來至少五年時間之內，他們將作為阿加莎·克里斯蒂全球唯一指定的華語戲劇版權獲得者，可以自由選擇其旗下的任何劇本進行制作和演出。這就意味著，這種 以懸念和推理為深層消費元素的偵探劇，將主宰今后相當一段時間的上海話劇舞臺。這種選擇所透露出來的文化趣味和審美趣味，則不能不讓人聯想到“海派”了。

　　其實，不僅是《原告證人》，就是以形式感取勝的《資本。論》的情節設計，也流溢出尖新、逼仄的痕跡，甚至可以用荒誕這個字眼來形容。戲劇院團改 制，創作經費削減，劇團副總為了打造能夠上市的娛樂產業鏈，獲得更多的投資與更大的利潤，不顧曾經與自己并肩奮戰的演員同事的死活，不惜碾壓舞臺，鏟平劇 場，趕走產業鏈的末端——演員，進軍房地產，甚至將觀眾欣賞戲劇的形式，變成一群觀眾對著空舞臺上大屏幕拍手鼓掌的金融游戲。其間的“懸念”、“發現”、 “突轉”、“高潮”都出乎“常態”般詭異。即使是充滿溫馨的情感故事，《活性炭》那精巧的套層結構，也把一對年輕人和一對老年人之間的情感碰撞進行了交 叉、對比，使之在相互的映襯與烘托中進行雙向的延宕、發展、強化，直至高潮，從而形成了難以抗拒的貫穿力與吸引力。

　　三部戲中耀眼、突兀、熱鬧的精心布局，裸露在豐富曲折、引人入勝的情節間的“目的性”，與北京人藝演劇學派的既定風格形成了落差。想想《茶 館》、《窩頭會館》、《甲子園》等“京味”劇作，想想那種以空間形象而非時間過程為主的描寫內容，想想那些作品平緩的風格、悠然的情態，才能更覺出它們之 間的區別。

　　當然，與形式和情節相比，人物塑造應是海派話劇最深層的文化注解了。主創對于幾個主要人物形象特有的人格特征、思維方式以及行為做派的設計與選 擇，明顯地拉開了與人們眼中“北京大爺”的距離。《資本·論》的男性主人公，幾乎可以被看作現代資本的人格化標本，其性格和心理的翻新出奇，無疑是極其大 膽的戲劇想象與戲劇思考的產物。副總經理的職務，反復功利權衡中的人生選擇，交易場上特具的眼界與識見，賭徒式的狂熱與鋒芒，甚至是由丑陋釀成的生氣勃 勃、活力四射的人生境界，都是最得海派文化精神，也最有可能體現出海派文化深度的。雖然，對于合同、約定、投機等現代社會經營方式的趨附，對于傳統社會人 情價值體系冷酷、機械、硬邦邦的剝奪，并不為上海這個地方所獨具。但對于這個資本符號的新發現與新呈現，卻可以清晰地瀏覽到商業活動和商業精神傳統對上海 這個國際化大都會的歷史造型與投影。

　　《原告證人》中羅曼對于極限的挑戰，也與《資本·論》主人公的敏銳與膽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某種程度上說，這個人物形象的主動性和力量感，甚 至超越了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和歐里庇得斯筆下的復仇女神美狄亞。本來，羅曼為了救丈夫于謀殺指控，處心積慮地扮演了一個紅杏出墻，為達到與情人同居目的而誣 陷丈夫的角色。但她用犧牲自己名譽與自由換來的“無罪“丈夫，卻視她的付出和生命如草芥，遠遠比不上那個小她15歲女郎的價值。羅曼最終刺死了這個負心 人，沒有給他留下一絲希望——再娶妻、再生子，再尋歡作樂的可能性。對于這種富有沖擊力的激切性格的偏愛與選擇，應該也是海派文化和海派趣味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吧。

　　海派話劇依賴數年來持續不斷的當代創作才得以風格現象而引人注目，并不僅限于這次進京展演的3部作品。而海派之作為海派，也并不有賴于風格的單 一，如同其他有價值的戲劇風格那樣，是以其內在包容的差異性、豐富性作為形成條件的。也許，只有隨著現代生活的不斷變動和發展，我們才能越來越清晰地對待 這樣一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