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人學，文論即人論

　　“文學理論”課程在中國大學已有百年歷史。20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田漢、郁達夫、老舍以及劉永濟、姜亮夫、陳望道等，都曾在大學教授過文學理論，并出版了翻譯或自撰的文學理論教材。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征》和老舍撰寫的《文學概論講義》，迄今仍是文學理論教學的經典參考書。如今，大學的語言文學系課程體系中，文學理論依然是一門核心和基礎理論課程。大學期間，學好文學史需要文學理論，寫好課程論文和畢業論文也需要文學理論；大學畢業，當好文學教師需要文學理論，從事學術研究更需要文學理論。對于語言文學系的學生來說，文學理論的學習還是培養理論思維、形成學術能力的基本途徑。

　　然而，近年在“文學死了”、“文學理論死了”的喧囂聲中，文學理論的價值受到質疑，文學理論的地位受到挑戰。針對“文學已經死亡”的危言，希利斯？米勒挺身為“文學永恒”辯護；與此同時，米勒又不得不承認，當今有關文學的嚴肅反思，都要以兩個互相矛盾的論斷為前提：一方面，堅信文學是永恒的，能經受一切歷史變革和技術變革。文學是一切時間、一切地點的一切人類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時時面對，文學就要終結了，文學的末日就要到了，不同媒體各領風騷的時代到了，諸如此類的言論和挑戰。我們不能漠視文學理論遭遇的挑戰。其中最深刻的就是：是電子傳媒對紙質傳媒的挑戰，電子文本對紙質文本的挑戰，電子文化對傳統文學的挑戰，“電視認識論”對“文字認識論”的挑戰。面對在電視、電腦、互聯網、“掌上電腦”等電子傳媒構成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當代大學生，如何講授在傳統的“文字認識論”和紙質文本基礎上形成的文學理論，即使學生漠然以對，教師也不能以不變應萬變。

　　文學理論不可能取代文化理論和人生理論。但是，教師若能真正做到打通文學理論與人生理論，增強哲學品格和思辨訓練，進而擴大教學功能以解決學生的多重困惑；那么，文學理論的課堂就可能成為充滿智慧的精神殿堂，它是理論學習的場所，也是文化交流的場所，更是境界升華的場所。在這樣的精神殿堂里，學生決不會感到文學理論無用，相反，他們會更自覺地堅守精英文化的立場，迎接電子傳媒文化的挑戰。（陳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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