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談政治：我在免去本兼各職后才是干脆的自己

　　獨家專訪

　　去年6月，著名作家王蒙推出新作《中國天機》，此書以個人回憶、經歷為切入點，對新中國的歷史過程進行了全方位掃描和嶄新詮釋。作者親歷很多共和國大事，所述故事、所發議論皆有理有據，其直言耿耿，善心拳拳，機鋒處處，憂患沉沉，使得此書極具“非常政治性”和“非常文學性”。本月2日，借著王蒙來漢講座的機會，本報記者與他面對面，探詢他對當下中國形勢及其未來的看法。

　　毛澤東是一個巨大存在

　　王蒙注意到，如今網上對毛澤東的看法形形色色，從左到右形成了兩個極端，一方指責另一方是“毛左”，另一方指斥對方為“西奴”。在《中國天機》一書中，他直面這個話題，用了很大篇幅介紹新中國建政前后的社會狀況，以及他對毛澤東歷史作用的個人評價。他向記者表示，毛澤東對于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是不可能被否定的，是一個巨大的存在。

　　王蒙引用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的研究結論指出，國民黨時代，很多城市只要“出城三公里”，就找不到政府的存在。改變中國一盤散沙狀況，將偌大國土和人民團結、糅合起來的，正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探求現代化道路的過程跌宕起伏，只有毛澤東和共產黨取得了成功。

　　王蒙列舉了秦皇漢武、成吉思汗、彼得大帝、拿破侖的一些事跡，以說明歷史強人從來都富于爭議性。“彼得大帝當年看見哪個臣子的老婆長得漂亮，直接拉回自己的宮里。按傳統道德來看，這不是禽獸不如嗎？”王蒙認為，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只看他的私德如何，需要人們具有歷史的眼光。孫中山、毛澤東等“革命派”所采取的行動，反映了中國大眾急切改變落后面貌的積極愿望，是客觀事實。

　　很多事無需過于著急

　　王蒙相信歷史會在不經意間取得巨大的進步和改觀，很多事無需過于著急。他向記者回憶了兩個“小細節”：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鄧麗君的歌帶曾一度被收繳。可是鄧麗君去世后，CCTV多次播放對她的緬懷節目，趙忠祥就主持過多次。如今，鄧麗君在國內擁有數不清的粉絲，在歌廳、KTV包房，鄧麗君永遠是點擊量巨大的歌手。

　　另一個故事是，上世紀80年代，珠海等南方城市當時想搞“選美”，鄧穎超、康克清、蔡暢等都反對，認為這是對女性的不尊重，視女性如玩物。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不得不執行相關指示。“可是現在的海南三亞，都快成了世界選美中心了”。

　　王蒙表示，選美活動其實是一種商業文化、旅游文化，并非政治活動。選美活動往往制定了很嚴格的規則，越是選美，越要搞得高雅， “這種活動對于提升社會素質，其實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王蒙始終主張漸進變革，字里行間對未來充滿樂觀。他總能看到事物變化中的良性因子，信賴點滴的改進改良，甚至認為“哪怕僅僅是鼓掌通過”，也比不讓人知情要好得多。

　　“中國與30年前相比，面貌變化翻天覆地，很多都是非意圖的后果。”他說。

　　激進主義很危險

　　王蒙不無遺憾地表示，中國170年來走了很多彎路，吃了太多激進主義的虧。“現在社會上有些人也表現出急切的情緒。從訴求內容看，他們也有道理，但是從心態和方式看，他們與歷史上的激進主義是一脈相承的，并沒有什么分別。這很危險”。

　　王蒙反對激進主義，不等于贊同凡事放任自流。他表示，未來一、二十年是中國改革的關鍵階段。為此，他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議：能不能授權一些權威媒體，經常做一些民意測驗，民意不一定準確，但是能為決策提供參考。另外，他認為政治協商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好辦法，這方面的工作還大有發展與改善的空間。“對于政治協商的理論和憲法定位，有必要進一步推進”。

　　王蒙認為，人的素質的提高對于中國進步有巨大影響。他經常在全國各地走動，尤其多次走訪江蘇，他發現很多地方官、包括鄉鎮干部如今都有了本科學歷。他覺得這都是可喜的變化。

　　“制度建設最終要依靠人，制訂、推動和執行，都離不開人”，王蒙相信人的因素是歷史進程的關鍵。

　　我參加了許多事，學到了不少東西，但是可以斷言，我在政治上遠遠不及格，不是合格的政治人物。我常常見權而羞，聞權而避，遇權而尷尬。我只在沒有體會權力時、在免去本兼各職后，才是干干脆脆的自己。

　　王蒙常在鳳凰衛視節目《鏘鏘三人行》中做嘉賓。他談話的風格，穩健、明快，思路清晰。不過也有觀眾和網友認為他喜歡“和稀泥”，誰也不得罪。

　　學者査建英在專門評述王蒙的《國家公仆》一文中寫道，曾有人這樣向她描述王蒙：“如果你從他作為一個作家和一個官員的整個職業生涯來看，他實際上是主流的溫和派。他身上體現的正是中庸之道。”

　　乍一看，王蒙此次推出的新書，似乎要打破某種平衡：

　　首先，書名起得就有點聳人聽聞——《中國天機》。很有一種刺激人神經中樞的味道。其次，翻開此書，王蒙自撰的序文標題撲面而來——《我要跟你講政治》，更似乎蓄了勢要“激進”一把。

　　其實不然。

　　全書通讀下來，從頭到尾300多頁，盡管涉及“反右”、“萬民打麻雀”、“大躍進”、“文革”、近30年的政治文化嬗變等，作者的敘述和觀點始終是中庸的、平和的，因而仍然是王蒙式的。他對很多事物有批評，有抨擊，同時也抱以同情和理解。

　　“我參加了許多事，學到了不少東西，但是可以斷言，我在政治上遠遠不及格。我要斬釘截鐵地聲明，我不是合格的政治人物。因為我只是喜歡研討理論，欣賞風雨雷電，記載進退沉浮，發表高談闊論或低談小議，卻相當冷漠于、麻木不仁于、自命清高于、磕磕絆絆于、縮手縮腳于權力。我常常見權而羞，聞權而避，遇權而尷尬。我只在沒有體會權力時、在免去本兼各職后，才是干干脆脆的自己。”

　　在書中，王蒙的這番話堪稱發自肺腑。

　　通過對談，記者對王蒙的平和與睿智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是個溫和的長者，見聞廣博，表達爐火純青。他也是一個直面內心的人。他相信自己的所思所想，而且希望更多人認同他的所思所想。他對社會上存在太多的言不由衷的、追名逐利的機會主義者深表遺憾。他的思慮大多具有經驗依據，他提出的改革路徑和政策建議，也充分考慮了現實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正如所有那些為偉大的權力和文化中心而獻身服務過的人一樣，他的遺產——他的成就與妥協——必將被眾人不斷評說。”常與王蒙同上電視聊天的査建英這樣說。

　　︻訪談︼

　　好的制度可以遏制人性惡

　　讀+：您在書中提到，文學在舊中國常常偏于左翼。我看到一個更加極端的說法：古今中外的文學及文學家都偏左翼。您認同這個說法嗎？原因何在？

　　王蒙：文學家由于自身的境遇，遠離權力，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說話、寫書，是很自然的現象。他們在文字中自覺不自覺表現出一種“同情大眾”、渴望公平正義的感情，從而更能激動人心。用情緒替代理性思考獲取大眾歡呼，是某些左翼文人的一個特征。當然，并不是所有作家、文人都偏左翼。至少在社會主義國家，所謂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和知識分子，恐怕不能劃入“左翼”。

　　讀+：“越是發展，麻煩會越多”，是您一貫的觀點。我們是否可以認為，發展到了一定程度，麻煩會呈現減少的趨勢？

　　王蒙：這要看歷史進程的演變，是朝好的方面演變還是朝壞的一面演變。兩種可能性都存在。我在書里就提出，未來一二十年是中國的關鍵年份，我們抓住機會，迎難而上，要準備啃硬骨頭。我認同韓少功的提法，好的制度雖然沒辦法消除人性惡，但是可以遏制人性惡。好的環境有利于正面的、健康的人性發育、競爭。如果一個良性健康的社會建成了，社會上的麻煩事、丑聞、惡性事件，總體上當然會大大減少。

　　讀+：您認為，“沒有政治人物、干部官員隊伍、知識分子直到平頭百姓的起碼的政治文明程度，什么民主、法治……都還差著火候，如果說不是說差著鴻溝的話。”前年末，韓寒發表了三篇博文，大致也表達了這個意思，遭到很多人批評。批評者認為，這種說法顛倒了因果關系：正是因為法治和民主不彰，民眾的文明水平才遲遲難以提高。對此您怎么看？

　　王蒙：很顯然，二者是一種相互的關系。但是正因為是相互的關系，所以任何片面強調一個因素而忽視另一個因素的做法，都是不對的。那種希望劇烈變革，同時又認為社會能夠自動達成穩定、硬著陸的想法，顯然不切實際。一味壓制不同意見、壓制正常訴求，對民生改進不管不顧、不聞不問，對權力制約不想出良策，遲遲按兵不動，當然也會積累社會矛盾，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讀+：我們的文化強調以和為貴。您注意到，我們歷史上對外比較和，比較客氣，內部關系卻不太和美。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無改變的可能？

　　王蒙：中國歷史幾千年來，對權力的爭奪一直是通過暴力的、流血的形式進行，甚至于是通過大規模的、曠日持久的內戰來實現。魯迅說中國有兩種時代，一種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這種認識是很深刻的。

　　權力與社會互動，形成延續至今的中國傳統文化，究竟是好是壞？我們身在廬山之中，恐怕還不能定論。有人說英美模式是一種小概率現象，大多數國家是在一種權力主導的社會中發展。中國向來傾向于用道德而不是法律的眼光評判政治得失，大家也都接受有道德的君王來治理庶民。現在西方很多學說進入了中國，民眾觀念也在慢慢塑造和改變，所以我相信假以時日，中國的種種不合理狀況會減少。

　　我看網上介紹，最近李光耀表示，西方演進出一些權力爭奪的模式，比如競選、談判協商、權力制衡，在東方儒家文化世界很難引進，因為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已經存在的權力主體如何自處的問題。對于現實主政者而言，需要很大的改革勇氣。李光耀的話盡管我們不一定同意，但也都算是大實話吧。

　　讀+：龍應臺曾發問：“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您曾經半調侃地回應說，那是生氣的中國人都已經被歷史淘汰了。那您怎么看待如今議政氣氛很濃厚的微博、論壇這些新生媒體？

　　王蒙：是的，我當時的確是調侃，因為我跟龍應臺很熟。我這么說吧，淘汰歸淘汰，但是這種東西春風吹又生。淘汰不完。我認為是好現象，也是生命、人生、社會的奇妙之處。你看啊，現在網上大量的人，成日不干別的，就是罵，就是生氣，根本不跟你歌功頌德。有發泄，有真誠，有口水，有智慧。很多人在做著“憤怒的表達”，這些人既有愛國主義者，也有很多“刺頭”，更多的是普通人。這些都是推動中國向前的力量。

　　當然，人們要是少一些抱怨，多一分平和，效果會更好。“以和為貴”，作為一種理想性的價值，我覺得很重要，需要堅持和發揚。

　　讀+：網絡上不斷冒出的新詞，對文化、語言、社會心態有著怎樣的影響？

　　王蒙：大量舊社會的詞兒，大量表面上很“惡俗”的新詞兒，一夜爆紅，我覺得深刻、精準反映了社會當下的大眾心理。他們大多數是在自嘲，是在“解構”高雅、嚴肅和一本正經，是在抨擊社會潛規則，揭發潛趨勢。我覺得挺好的。我甚至希望有人專門來下工夫研究、搜集這些新詞，出書，而不要讓這些東西流行一陣就湮沒在歷史煙云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