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自己內心的感受 才是最重要的

——訪著名詩人、翻譯家屠岸

屠岸近照

屠岸翻譯的部分作品

　　◎ 深圳報業集團駐京記者 陸云紅

　　一代又一代的“詩歌少年”、“詩歌青年”在書中遙望屠岸，他的名字是和莎士比亞、濟慈、惠特曼等巨匠們閃光的詩篇聯系在一起的。在外界看來，著作、譯作等身的屠岸是當之無愧的詩人、翻譯家，但他卻堅稱自己是個“詩愛者，詩作者，詩譯者”。當你坐到他的對面，只會感覺他是位溫雅平和的長者，年屆九十，思路清晰、思維活躍，渾身散發著書卷氣，談起他鐘愛一生的詩歌與翻譯事業，話語中充滿激情。

　　詩人的稱號是最珍貴的

　　記者：您現在身體還好吧？

　　屠岸：身體不算太好，畢竟年齡大了。

　　記者：聽說您每天還讀書看報，給讀者寫回信？

　　屠岸：是的。我看報紙比較多，了解一下現在的信息，重要的文章也要看。書主要看英國詩歌方面的，比如原文的濟慈詩集、莎翁全集、一些論文、評論等。

　　記者：還寫詩嗎？

　　屠岸：寫一些，但不多了。

　　記者：用電腦寫嗎？

　　屠岸：我不用電腦，用筆寫。多年前我買過一臺電腦，但我的眼睛對電腦屏幕閃光不適應，所以就沒有用電腦了。我是電腦盲，美國人說不會用電腦的人就是文盲。所以我現在是個“文盲”(笑)。

　　記者：您過謙了。您在80壽辰的研討會上說過：“詩人的稱號是最珍貴的——將詩和人結合在一起。只有真正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詩人。”現在您90歲了，對詩人這個身份有哪些新的認識和評價？

　　屠岸：這個說法我聽牛漢講，是馮雪峰說的，不是我的發明。你看，寫小說的不叫小說人，叫小說家；寫散文的不叫散文人，叫散文家。只有寫詩的人叫詩人。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我記得幾年前在深圳參加魯迅文學獎頒獎活動，獲獎者成幼殊在臺上發表感言，下面有聽眾提問：“什么人才是詩人？”她回答說：“詩人也是人，不過會寫幾首詩而已。”我很贊同她的說法。我不敢自稱是詩人。

　　記者：詩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屠岸：我的精神寄托是詩歌。詩歌是我一生的追求，詩歌是我的希望。我沒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詩是我的宗教。

　　詩歌復興會出現

　　記者：您既寫新詩，又寫舊詩，對十四行詩尤其偏愛，為什么？

　　屠岸：很多人對新詩有種誤解，認為新詩就是自由詩，其實新詩有自由體和格律體兩種。舊體詩是指古典格律詩，如四言、五言、七言、七律、五律、排律等，有嚴格的格律。但新詩也有格律體，叫新格律詩，或者叫現代格律詩。比如聞一多先生的《死水》，就是有格律的，它有節奏，并且押韻。關于新詩的格律，何其芳提出過很好的意見。

　　新詩中的自由體，也有節奏，跟散文不同，比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自由體最早是郭沫若引進的，學惠特曼。自由體也有音樂性，不是隨便寫的，不是分行散文。

　　十四行體，類似于七言律詩，內容有規律，講究起承轉合。這種起承轉合又不同于八股文的起承轉合。它先提出命題，然后加以發展，再有個糾結、矛盾，最后結束。中國寫十四行詩的有朱湘、聞一多、孫大雨、馮至等。馮至的十四行詩數量不多但質量很高。這些中國優秀的漢語十四行詩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相結合的發展。

　　十四行詩格律嚴格，我的寫法是規定每行十二、三個字，押韻有英國式、意大利式。英國韻式是交韻：abab、cdcd、efef、gg。意大利韻式是抱韻：abba、abba、cdc、dcd。這種形式是否把思想縛住了呢？歌德說過：“在限制中才能顯示能手，只有規律能給我們自由”。自然界的事物都是有規律的，文藝創作也是有規律的，規律之下才能發揮自由，這正是我喜歡十四行詩的緣由。

　　記者：您認為詩歌創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屠岸：詩歌創作是自由的，但不是形式散漫，而是思想自由。要不受某種意識形態控制，不一定非要歌頌什么或批判什么，要寫出自己內心真正的感受，這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自古以來，詩歌都要創新，從《詩經》到《楚辭》，到魏晉六朝漢詩，從唐詩到宋詞、元曲，再到五四以來的新詩，都是創新。一部詩史就是詩歌創新的歷史。但有人為了青史留名，就來些驚人之舉，提出顛覆傳統、顛覆英雄、顛覆崇高。我有一次到南方去開詩會，看到有人打著旗號提倡“詩歌垃圾運動”。他要的到底是詩還是垃圾？他提倡垃圾，為什么不到垃圾箱里去呢？創新就是求變，變是對的，但萬變不能離其宗，這個宗就是真善美。

　　記者：當今詩歌處于被邊緣化的狀態，您對中國詩歌的未來怎么看？

　　屠岸：現在的社會很浮躁，人們不能靜下心來思考一些帶有哲學意味的問題，思考人生、思考宇宙。我說過，詩是人類靈魂的聲音。詩是心靈的寄托，是精神的家園。我相信，人類不滅，詩歌不止！我相信21世紀詩歌復興會出現，大詩人會出現！

　　翻譯萬歲

　　記者：您最初翻譯英語詩歌是出于愛好嗎？

　　屠岸：是的。上初一時，我寫出了第一首詩《北風》，母親鼓勵我走上了詩歌創作的道路。在大學英文系讀書的表兄學習的《牛津英國詩選》和《英詩金庫》等，激發了我對英文詩的濃厚興趣。在上海中學求學時，晚上進入一所英語夜校，與外國女教師對話，練習英語，看原版英文影片。在上海交通大學鐵道管理系學習期間，我用課余時間研習語音學，在寫詩的同時也嘗試譯詩。我的第一部詩歌譯作惠特曼的《鼓聲》出版于1948年，是在哥哥和未婚妻的資助下自費出版的。

　　記者：《濟慈詩選》被認為是您的巔峰之作，您是最喜歡濟慈的詩嗎？

　　屠岸：英國作家中我特別鐘情的有兩個，一個是莎士比亞，另一個就是濟慈。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我用3年的時間補譯和重新翻譯了濟慈幾乎全部重要作品，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濟慈詩選》。

　　濟慈只活了25歲，22歲得了肺結核，我也在22歲得了肺結核，這在當時是可怕的病，我也自忖活不過25。我把濟慈當作異國異代的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時空在生命和詩情上相遇。由于喜愛濟慈，我情不自禁地著手翻譯濟慈，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開始了。我感到翻譯濟慈是一種愉悅，但后來中斷了數十年，在十年浩劫期間，尤其在五七干校勞動時，濟慈的詩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獲得了繼續活下去的勇氣。所有的書都被抄走了，但心中鐫刻的詩是抄不走的。

　　記者：對濟慈提出的“客體感受力”主張您也頗為推崇？

　　屠岸：濟慈在給他弟弟的信中提出這個概念。所謂客體感受力，跟中國詩學中的“無我之境”有相似的地方。我理解的“客體感受力”就是詩人把自己原有一切定勢思維拋開，全身心地投入到客體即吟詠的對象中去，形成物我合一。濟慈是從文學創作方面說的。我認為不僅詩歌創作，詩歌翻譯也適用這一詩學概念，就是要忘掉自己原有的定勢思維，忘掉自己，跟翻譯對象擁抱在一起，融合為一體，然后用譯入語把原作表達出來。這樣做，才能提煉出原作所有的神韻。

　　記者：譯詩比翻譯其他文學種類要難吧？有人說只有詩人才能譯詩。

　　屠岸：我的譯詩要求是在信、達、雅的前提下，既要保持原詩的風格美、意境美，也要盡量體現原詩的形式美、音韻美。這是我追求的目標，能達到多少是另外一回事。盡善盡美是不可能的。我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譯濟慈的詩，常常先把原作誦讀多遍，有些篇甚至是誦讀多年，爛熟于心的。這樣可以幫助把握原作的風格和神韻。

　　我譯詩還有一個相應的原則，即是要用格律詩翻譯格律詩。我受卞之琳先生的影響，遵循“以頓代步，韻式依原詩，等行”、“亦步亦趨”的原則。譯詩追求與原詩的形似，爭取再現音美。有人說，這樣對形式要求太高，會否影響內容？我認為形式與內容是相互制約、相依為命、水乳交融的。形式改變必會傷及內容。

　　還有一個翻譯詩的歸化與外化的問題。因為要給中國讀者讀，必須歸化，但原作是外國詩人的作品，所以不能不外化。魯迅先生說過：“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風姿。”這就是說， “外化”和“歸化”要結合。翻譯家要能掌握這種平衡。

　　有人說做翻譯工作是“一仆二主”，即既是原作者的仆人，又是讀者的仆人。我以為不如說翻譯家是兩個人的朋友，即既是原著作者的朋友，又是讀者的朋友。做原作者的朋友，必須“信”，做讀者的朋友，必須“達”、“雅”。 “信、達、雅”三者，信是根本，達和雅是信的兩側描畫，最終達到忠于原著，服務讀者的目的。

　　記者：在一次國際詩歌節上，您喊出了“翻譯萬歲”，是不是覺得翻譯的意義還沒有得到充分重視？

　　屠岸：是的。有人認為只要有一本字典，查一查就能翻譯了。其實翻譯不是那么簡單，它是語言的轉化。我曾說，沒有翻譯人類不會是今天這樣的。如果沒有翻譯我們56個民族將是一盤散沙；如果沒有翻譯，人類恐怕還處于野蠻時代。如果沒有詩歌翻譯，中國人不知道莎士比亞，外國人不知道李白、杜甫。如果沒有翻譯，不可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就不可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所以我說翻譯造福人類，翻譯萬歲。

　　這次莫言得諾貝爾獎也要歸功于翻譯家。評委中間只有一個馬悅然懂中文，如果不是翻譯家把莫言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瑞典文，評委們怎么能知道莫言作品的價值？

　　輕視翻譯是由于不了解翻譯。現在翻譯家在社會上的地位也不受重視。翻譯稿酬太低了，當然有志于翻譯的人不在乎稿酬，但稿酬太低恰恰是對翻譯工作不重視的體現，這會影響翻譯事業的發展。

　　記者：現在外文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比中文翻譯成外文的要多，您怎么看這一現象？

　　屠岸：翻譯界的確存在“進口多出口少”的問題。我們請外國人把中文介紹出去，要請懂漢語，懂文學又能很好地運用外語的外國人來翻譯，這樣的人太少了。中國人自己把作品翻譯成外語，因為不是母語，總是有困難。楊憲益夫婦翻譯了《紅樓夢》，他的夫人戴乃迭還是英國人。楊先生是學者，比較嚴謹，他們夫婦的譯本是優秀的，但總體來說還是在國內影響比較大。另一個外國人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因為是用現代流行英語翻譯的，在西方讀者中就很暢銷。

　　記者：您現在還在譯詩？

　　屠岸：是的。我的小女兒章燕，是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老師，我們常常合作。最近在翻譯美國女詩人狄金森的作品，有200多首詩吧，已經翻譯完了，正在做校訂工作。

　　人物簡介

　　屠岸，原名蔣璧厚，江蘇省常州市人，1923年生。早年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著作有詩集《萱蔭閣詩抄》《啞歌人的自白》《屠岸十四行詩》《屠岸短詩選》《深秋有如初春》《生正逢時——屠岸自述》《霜降文存》等；論著有《傾聽人類靈魂的聲音》、《詩論·文論·劇論》等；譯著有惠特曼詩集《鼓聲》《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濟慈詩選》《英國歷代詩歌選》等。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名譽委員，《當代詩壇》主編。《濟慈詩選》譯作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彩虹獎。與趙元任、周有光同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常州吟誦”傳承人。2010年獲中國翻譯協會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記者手記

　　江南多才俊

　　◎ 陸云紅

　　屠岸老師出生在有著“千載讀書地”、“文人甲天下”美譽的江蘇常州。大文豪蘇軾稱頌常州：“眷此邦之多君子。”眼前的屠岸老師，正是一派翩翩君子之風，雖然已經耄耋之年，但性情溫和，文質彬彬，舉止儒雅。不管怎樣的毛頭小伙子，在他面前，總會乖乖地收斂起魯莽與不羈，努力使自己“有文化”起來。而屠岸先生用常州方言吟誦古詩的場面更是留存詩界的一道漂亮風景。

　　“春酒熟時留客醉，夜燈紅處課兒書。”這是屠岸幼時家中的一副對聯，下半聯描述的就是屠岸當年的生活。他剛上小學的時候，母親就手把手地教給他古典詩歌，用常州的古調吟詠。初二時他寫了一首五律，被母親發現了，他有些惴惴不安。母親不僅默許他寫詩，而且為他做了修改。在母親的言傳身教下，他走上了詩歌寫作的道路。

　　屠岸的家庭真正做到了詩書傳家，“夜燈紅處課兒書”的場景一代代傳了下來。每逢周末或節假日，他總與子女、外孫和外孫女舉行“家庭詩會”，朗讀、賞析詩歌，使他的家庭生活中充滿了濃重的詩的氛圍。劉禹錫曾有《陋室銘》傳世，屠岸戲仿《陋室銘》寫了一篇《斗室銘》：“室不在大，有書則香。人不在名，唯德可仰。斯是斗室，唯吾獨享。隸篆依次立，水墨籠三墻。談笑有知己，往來無大亨(hang)。可以閱莎士，聽蕭邦。無聲色犬馬之累，無追名逐利之忙。京都老虎尾，海上緣緣堂。豎子云：彼此彼此！”這既是屠岸書房的真實描繪，更是他心靈世界的展示，在充滿物欲的世界里，詩人構建了一個高雅的、充溢著藝術氣息的小天地，保持著他善良、溫厚的天性和渴求心靈自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