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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特區報特約撰稿人
馬信芳 文/圖
在中國,繼英國文豪莎士比亞譯者朱生豪、法國文豪巴爾扎克譯者傅雷之后,草嬰是公認潛心翻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與肖洛霍夫作品的又一位譯壇泰斗,特別是他1978年后,花了整整20年,憑一己之力翻譯了托翁的全部小說。這在全世界,迄今為止將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從俄文直接翻譯成他國語言的僅他一人。記得草嬰先生曾說過:“我要努力在讀者與托爾斯泰之間架一座橋,并且把這座橋造得平坦、寬闊,讓人輕松走來不覺得累。”這位“造橋師”為何架橋,又如何架橋?在草嬰先生90周歲到來之際,我來到上海華東醫院病房訪問了他。
草嬰先生住院已經3年多。與他風雨兼程60多年的老伴盛天民老師,天天不辭辛勞來到醫院陪伴。有人稱她是解讀草嬰翻譯藝術的“活字典”,一點不假,那天訪談有她在側,給了我莫大裨益。
草嬰,原名盛峻峰,1923年3月生,浙江鎮海人。1941年起,先后為《時代》、《蘇聯文藝》雜志及《時代日報》譯稿。1945年至1951年任時代出版社編譯。1952年后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等翻譯俄國和蘇聯文藝作品。曾任上海翻譯家協會會長、中國翻譯家協會副會長。1987年獲蘇聯“高爾基文學獎”;2002年被中國譯協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2006年獲俄羅斯“馬克西姆·高爾基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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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播蘇聯的進步思想始學俄語
作者:“草嬰”應該是你的筆名吧,為什么起這樣的筆名?
草嬰:我當年讀了白居易的一首詩:“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首詩我很欣賞,他用很普通很渺小的草,來反映自己的性格、個性。小草是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踐踏,也很容易被火燒掉,但是春風一吹,又會重新恢復生命力。“嬰”呢,比草更小,草的嬰兒。我覺得我應該有這樣的精神,盡管我是一個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的性格很堅強,不會屈服于任何壓力。因此我就用草嬰這兩個字作為我的筆名。
作者:你的翻譯事業集中于俄羅斯文學。當年你怎么會熱衷選學俄語而放棄了盛行的英語?
草嬰:是啊,那時學英語是潮流。不過當時我的想法有點不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那年我14歲,我隨家人避難上海。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我很氣憤。開始閱讀各類進步書籍。當時蘇聯是進步的象征,從一些文學作品、新聞通訊看,那真是個充滿陽光和希望的國家。于是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愿望,學好俄語,要把這些翻譯過來,傳播出去,讓我們也一樣地發展。
作者:早就聽說過,你學俄語是自學成才。一位俄國太太是你的啟蒙老師,是這樣的嗎?
草嬰:不錯。那是1938年,我根據報上讀到的一則教俄語的廣告找上門去,開門的是一個俄國的太太。我問怎么學,她說很簡單,一元錢一個小時。那時我每月有5元零花錢,于是就采取一周學一次的方式。這樣我用4元錢學俄語,剩下1元買參考書。俄國女老師讓我到書店買本教科書《俄文津梁》。我每次去她家,她就根據那本書教我。
作者:我記得你的另一位俄語老師是姜椿芳先生,他是抗戰時期上海地下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草嬰:是啊,不久,我為學習進步文藝作品,參加了由地下黨的組織的《拉丁化新文字研究會》,在那里我認識了姜椿芳。姜椿芳知道我學俄語有困難,他說愿意幫助我,并且約定兩三個星期見面一次,幫我解答疑難問題。他的耐心解釋不僅使我明白課文,更重要的是使我增強了學習的信心,我的俄語水平大大提高。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我黨通過姜椿芳同塔斯社商定創辦中文《時代》周刊,我被邀請參加翻譯有關蘇德戰爭的通訊、特稿等。到了1942年,塔斯社又創辦了《蘇聯文藝》雜志。不久,我翻譯了蘇聯作家普拉多諾夫的短篇小說《老人》。這是我的翻譯處女作。就這樣,我在姜椿芳的熱情鼓勵和幫助下,開始在翻譯道路上蹣跚學步,以至于后來翻譯工作成了我的終生事業。所以,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更是我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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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肖洛霍夫作品開始翻譯事業
作者:你厚愛俄羅斯文學,據說是肖洛霍夫先于托爾斯泰進入你的翻譯視野。
草嬰:對,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肖洛霍夫是繼承列夫·托爾斯泰之后創作思想最成功的作家,他的很多寫作技巧都是向托爾斯泰學習的。他17歲開始寫作,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短篇小說集《頓河的故事》。用了15年時間。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新墾地》(舊譯《被開墾的處女地》),1932年開始創作至1960年完成,一共用了28年才寫完。《靜靜的頓河》獲得1941年斯大林文學獎和1965年諾貝爾文學獎。
1953年開始,前蘇聯《真理報》和《星火》雜志同時以連載的形式發表肖洛霍夫的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世界文學》編輯部看到后便約請我及時地把它翻譯成中文,這樣同步翻譯的工作一直進行到1959年其作品全部發表完畢。同時,我還應約翻譯了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頓河故事》等作品。當我正準備著手翻譯肖洛霍夫的長篇巨作《靜靜的頓河》時,文革開始了,一切計劃由此打亂,應該說,這成為我終身一大遺憾。
作者:據說你翻譯肖洛霍夫作品,為此吃足了苦頭,給你帶來了災難?
草嬰:是啊,“文革”開始,江青把肖洛霍夫定性為“蘇聯修正主義文藝鼻祖”,《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遂成了“修正主義的大毒草”,我因此成為“文革”最早批斗的對象。那時,我不能翻譯任何作品,被關押一年后,我成了監管勞教對象。1975年,我被責令去建筑工地扛水泥包,當時我體重90余斤,卻要扛100斤的水泥包,結果水泥包不幸壓在我身上,第十二節胸椎壓縮性骨折,差點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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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譯完
托爾斯泰全部小說
作者:你后來用了20年的時間,把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全部翻譯完,從而成為世界第一人。能不能告訴讀者,你為什么如此鐘愛托翁的作品?
草嬰:對文學擁有“狂戀式愛情”的托爾斯泰,是俄國文學史上創作時間最長、作品數量最多、影響最深遠的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一生就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藝術手法培養人們的博愛精神。所以他的作品至今還在全世界文學類書籍中占據著印數第一位、出版次數第一位和翻譯語種最多的桂冠。
其實,我在“文革”前就翻譯過托爾斯泰的中短篇小說,“文革”中我受到迫害,被剝奪了寫作權利。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悲劇?怎樣才能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這是我當時思考最多的問題。呼吁人性的回歸,喚起人們的人道主義情懷,反對形形色色的邪惡勢力和思想,這更使我把目光投向了托爾斯泰這位偉大人物。
記者:聽說你把托爾斯泰的原著都翻爛了,托翁的書你讀了多少遍?
草嬰:十來遍吧,有的更多,不看不行啊!因為每個翻譯家都有他的局限性,要使被翻譯的文學作品盡可能達到完美,盡可能與原著接近,那就要對原著十分熟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人物有559個,看一遍兩遍三遍,一個一個的人物就在你頭腦里出現了,這就是形象思維。要翻譯好作品,不僅要把人物關系理清楚,還得把各自人物的性格、特征、習慣等搞明白,這是翻譯前必做的案頭工作。
作者:2007年7月,12卷的《托爾斯泰小說全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完整出版。你當時一定很高興?
草嬰:那當然。1997年,我翻譯完成了托爾斯泰全部小說作品共12卷,其中包括托翁的3部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4部中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哥薩克》、《克魯采奏鳴曲》、《哈吉·穆拉特》;一部自傳體小說《童年·少年·青年》。巴金當年精心收藏的托翁文集珍本中的200多幅精美原創插圖,也第一次被收錄在這套全集中。從上世紀80年代起,我每次見到巴金,都向他報告翻譯進展。每出版一本,我都會將書送給巴金,而巴金也時常關心著我的翻譯,給我鼓勵。所以,這套書的出版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的事。
作者:不過我知道,上海文藝版的“全集”插圖是黑白印刷。這成了“美中不足”。
草嬰:是。巴金先生珍藏的全套10卷1916年俄文原版的《托爾斯泰選集》,十分稀有,燙金的書名、銀色的浮雕加在黑羊皮封面上,使此書顯得尤為豪華、莊重。書內有200幅精美彩色和黑白插圖。這套書即使在俄羅斯也已很難找到。當年,作家馮雪峰為搜集此書,在蘇聯跑了很多書店也只湊了半部。1999年,我得知巴老即將把此書捐贈給上海圖書館時,我就向巴老借了此書,請攝影家翻攝了所有插圖。但由于彩印成本高,2002年臺灣木馬文化有限公司出版的繁體字版《托爾斯泰小說全集》,200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簡體字版雖采用了這些插圖,卻是黑白印刷。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領導得知此事后,就安排下屬現代出版社,請上海圖書館翻攝俄文版《托爾斯泰選集》中的插圖,出版彩色插圖本。此書已于去年3月問世。終于實現了我的最大愿望。
去年3月20日,我夫人盛天民專程到巴金故居,代表我向該館贈送了這套彩色插圖本《托爾斯泰小說全集》,而成為他們的永久珍藏。
作者手記
在中國翻譯界,草嬰先生無愧為一個完美主義者,為把托翁傳世小說作品完整帶給中國讀者,20年青燈黃卷,一絲不茍;為其中的插圖還幾經奔波、精益求精。去年初,《托爾斯泰小說全集》彩色插圖本正式出版,才了卻了他的夙愿。據了解,書中所收的200幅插圖中,一半以上為油畫、水彩畫。其中,《復活》譯本所收的插圖由俄羅斯著名畫家帕斯捷爾納克,即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瓦戈醫生》作者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受托爾斯泰邀請繪制,這也是最早、最經典的《復活》插圖組畫。而其他譯本的插圖從落款看大多繪于1911年和1912年,共由5位畫家繪制。彩色插圖本所收的這些插圖作為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與繪畫結合的經典之作,在塵封一個世紀后,終于以“本真”面貌在中國與托爾斯泰的作品“合璧”,這不僅是實現草嬰和巴金的愿望,更具有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自此,托翁小說翻譯工程終于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