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國產電視劇的“民族性建構”

　　國產電視劇的“民族性建構”是從民族電影推演而來的說法。雖然這一在電影領域已然展開火熱討論的話題，在電 視劇領域尚未出現明確的思考，但無論是從中國電視劇自身的創作走向，還是從觀眾、學界和決策層的期待視野來看，關注國產電視劇“民族性建構”已是大勢所 趨。《木府風云》、《長白山下我的家》、《溫州一家人》、《全家福》等劇的播出，都在藝術實踐上不斷驗證著這一點。

　　如果說還沒有充分的學理 準備去直接界定國產電視劇“民族性建構”的本質是什么，我們可以先從具體表現內容出發說明一下它不是什么，以期望把邊界越劃越清、把內涵越講越明。首先，

　　不能將之直接等同于反映中國少數民族生活的電視劇。這里將“民族”指向“中華民族”，意在以更加寬廣高遠的內涵，呼喚電視劇藝術更加明晰深邃的文化自覺。 《木府風云》確實講述了發生在麗江納西族的統治中心木王府的故事，三代土司的權力更迭與愛恨情仇賺足了觀眾的眼球和眼淚。但是，它本質上是以少數民族的風情和地域特色為載體，傳達一種“中國精神”，即忠誠于國家，忠貞于愛情，勇于追求理想，勇于化解仇恨，聚焦于中華民族精神內核的藝術表達。

　　其 次，不能將之等同于反映中華民族苦難生活的電視劇。《長征》這一革命史詩經典也好，《恰同學少年》這一革命青春勵志劇也好，作為重大題材電視劇所呈現的不

　　同藝術樣態，并不是簡單地止于曾經的苦難歷程，而是從過往歲月的艱辛探索中開掘著令人奮發向上的人生格局。反之，那些單向度地或沉溺于瑣碎個人命運的“悲

　　情戲”，或迷戀于夸張虛幻情感的“調情戲”，以及今年蜂擁而上的充滿宮斗、諜戰元素的“婆婆戲”，將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完全等同或完全脫離，卻在警示電視

　　劇應該好好考慮如何藝術地闡釋人生中的悲歡離合。譬如，在中國向來廣受歡迎的家庭倫理劇，完全可以在幸福氣息彌漫之處揭示生活、點亮人生。《金婚》在歷經

　　50年風風雨雨之后對于溫情與和諧的婚姻回歸，與《渴望》遙相呼應著繼續告訴我們：苦難也罷，幸福也好，中國電視劇真正觸動人心的所在，就是中國人對真善 美的執著追尋。

　　再次，不能將之等同于反映中國人古代生活的電視劇。從歷史溢出到現實，一直就是電視劇藝術“講述中國故事”的常見方式，《木 府風云》和《喬家大院》在這個意義上都可以劃入歷史劇。同時，也要看到《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闖關東》等電視劇作品，在講述中國當代日常生活或者現

　　代重大變遷時，也始終應和著民族命運的時代節拍。至今還令人遐想的1990年《渴望》火爆中國，就是因為當代知識女性劉慧芳被塑造成一個隱忍善良、一心為

　　他人著想的中國傳統婦女形象，打動了男女老少各階層的心。如果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來看，其人物塑造的優劣還需要審慎評判，但這部誕生在新時期的電視劇確實憑

　　著對中國傳統精神內涵的弘揚，征服了觀眾、媒體和學者。聯想起湯一介先生主持編撰的九卷本《中國儒學史》，這看似與國產電視劇相距遙遠，卻憑借著各自獨有 的方式都介入了民族精神的傳承。在這樣的層面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對于電視劇而言，就具有了引領其藝術創作的當下意義。由此可見，“民族性建 構”理應在于以藝術的方式反映并推動中華民族精神形態的當代建構。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中，文化在藝術創作中的復合性呈現無法避免，但主導 的藝術力量掌握在誰的手里，誰就是藝術作品真正的創造者，誰就能夠將自身的文化全方位滲透到藝術表達的各個環節。這樣的主導和滲透，都需要藝術工作者具有

　　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一個人的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一種歷時性建構和生長的文化歸屬感。宗白華先生在1946年的提問，“中國

　　文化的美麗精神往哪里去？”在藝術創造中發揮力量的政治、商業、文化、藝術等多維度的價值訴求，只有在以中華民族的民族共同體為旨歸和中心時，才能為電視

　　劇創造出新的時代意象、新的文化符號，才能賦予電視劇藝術一種中國氣派、中國品格；也只有這樣，才能賦予電視劇藝術對于中華文化的建設性的思維品格，真正 繁榮熒屏、凝聚人心，真正擁有代表中國“走出去”的條件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