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道德化批判易加重道德焦慮 加深社會疏離

　　    作者：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邸乘光

　　    原標題：泛道德化批判反思

　　泛道德化批判，將一切社會現象道德化，并予以否定性道德評判。它帶有道德萬能論的色彩

　　在我國社會處于大變革的轉型時期，倫理道德的變遷和由此產生的道德問題與倫理困惑尤為凸顯。人們對各種社會不良、丑惡的現象表示出了強烈的批判態度，然 而，在這種批判中又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泛道德化批判傾向。泛道德化批判不利于國民理性力的增強，不利于國民健康心態的塑造。

　　泛道德化批判及一些表現

　　有道德的生活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和基本的訴求，因而，道德評判是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因。然而，如果將道德批判推向極端，變成了泛道德化批判，則可能 會事與愿違。關于泛道德化批判目前并無共識性界定，筆者認為，泛道德化批判是將一切社會現象道德化后再用理想主義、乃至雙重道德標準予以否定性道德評價的 一種批判方式。其特點是：將非倫理現象倫理化；在道德評價標準上的理想主義化和雙重標準化；在道德批判方法上將特稱判斷全稱化。

　　最常見的是對偶發的個案事件的負面道德效應的任意放大。比如前一段時間輿論不遺余力地炒作社會上見危不助的負面道德案例，并以此為據放大人們道 德品質上的瑕疵，甚至上升到“中國人人性之丑陋”的“高度”。道德主體隨意地由個體被置換為整體。這是混淆了特稱判斷與全稱判斷的關系，有以偏概全之嫌。 批判者不愿意或者忽視了對具體外部環境、人的復雜道德心理進行深入分析，顯然過于簡單與粗暴。

　　還比如，對整個社會群體道德面貌的懷疑主義態度。在學術界，一些學者把道德信仰危機這一本身需要檢驗和辯證分析(即危機未必完全沒有積極的意 義)的結論，作為對當前我國社會道德生活評價的當然前提，仿佛社會道德信仰危機已經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實乃至社會主流，并不需要對這個前提進行再調查 和確證。

　　將非倫理現象倫理化和道德評價標準上的理想主義化，是泛道德化批判的明顯特征。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是文化倫理化，在歷史積淀中，形成了倫理 化思維習慣。在今天突出地表現為泛道德化思維習慣：在對人的評價方面，側重于人的道德性和道德人格的理想性；在對社會的評價方面，側重于社會道德的力量和 社會的道德理想樣態。經濟生活中經濟人與道德人的爭論結果是試圖以道德人取代經濟人；政治生活中的腐敗問題也被歸結為個人德性的敗壞。最終經濟生活的假冒 偽劣現象的根治、政治生活消極腐敗現象的克服和社會良序的實現以及自然環境的優化都寄托于人的德性的自覺修煉，這無疑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而且在客觀上 掣肘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優化，同時因為這種“努力”的事倍功半而進一步強化對經濟、政治和社會其它生活的悲觀情緒。

　　對社會的整體性的否定無疑是建立在對社會陰暗面過于放大化基礎上的。對社會陰暗面應當毫不妥協地進行批判，但如果缺乏歷史的視野、發展的眼光和 辯證的思維，其批判和結論就可能是無根的。泛道德化批判的對象不僅針對人的道德品質本身，它還蔓延和深入到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 面，最終形成政治審丑論、經濟崩潰論、文化虛無論、社會生活黑暗論等。泛道德化批判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消極后果。

　　泛道德化批判易加重道德焦慮，加深社會疏離

　　泛道德化批判對個體的消極影響表現在：一方面，它人為地增添了道德焦慮。由于它是用理想化的和最高層次的道德標準衡量一切，就使得批判者以外的一切現象都不符合批判者的道德要求，甚至充滿了惡。另一方面，它還制約了自我道德反省能力的提升。個人道德進步的重要動因是內省與慎獨，需要有很強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批判的能力，而泛道德化批判只針對別人，不面向自身。一些習慣于泛道德化批判的人，極有可能在批判別人的同時也把自己塑成道德認知與道德行為嚴重分離的分裂型的道德人格。

　　同時，泛道德化批判還容易產生世界觀的誤導。道德是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引導力和社會歷史進步的重要表現，但它畢竟是第二性的和非決定性力量。泛道德化批判潛含著道德決定論的傾向，把社會問題道德化，又把道德問題的解決視為其它所有社會問題解決的基礎和標志。這不過是道德萬能論和空想論的現代翻版。

　　泛道德化批判削弱社會凝聚力，掣肘社會穩定與發展

　　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基于每一個體對社會與他人的信任、信賴與依賴。在利益多元化和價值觀念多樣化的當今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迫切需要形成基本的社會價值共識與信仰，凝心聚力。然而，人們一旦養成了泛道德化批判思維，便缺乏對他人品德的基本信任，甚至以貶低他人品德為能事，這勢必帶來人際關系的緊張與對立；一旦習慣于泛道德化批判，以懷疑一切為基點，以貶損社會為榮，這又勢必造成對社會認同度與協同力的下降，進一步削弱社會向心力、強化其離心力。由于泛道德化批判不能理性地辯證地對待發展中的問題，將這些問題放大化、道德化，終難免會走向其愿望的反面，即原本希望推動社會進步，事實上卻起到了使人疏離社會群體，對社會未來失望，成為掣肘社會發展的消極力量。

　　既然泛道德化批判對現實是全面否定式的，追求暴發式的社會突變便是其邏輯的必然，這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也不符合中國國情，與我們所期盼的走改革發展穩定三者良性互動，民生優先、先易后難的漸進式改革的模式相背離。

　　泛道德化批判有違依法治國精神，滯緩法治建設

　　泛道德化批判把目光著意于道德，仿佛今天我們遇到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和社會等所有問題都與道德有關。這種泛倫理思維在理論上夸大了道德的功能，陷入道德萬能論的誤區，在實踐上本末、主次倒置，使人們忽視弘揚法治精神，妨礙探尋問題產生的真正原因和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特別是泛道德化批判對法治生活的消極影響日益突出。固然法律與道德、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應當相輔相成，良法要體現合理的道德精神，不過，泛道德化思維試圖走向法律道德化之極端，倘若道德過度地干預法律，造成道德情緒凌駕于法律理性之上，勢必形成道德暴力，法的嚴肅性與權威性便會受到威脅和遭到破壞。如，交通法規及其實際執行過程中由于輿論過于強調人道精神，使事故責任與賠償責任出現分離現象，將有可能使違法者得利、守法者吃虧，增加了守法的成本，造成了守法良民的尷尬。類似的情況無疑損害了法的公正性，從長遠看，不利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程。

　　總之，傳統的泛道德化批判會人為地夸大和激化矛盾，削弱民族凝聚力。中國的和平崛起一定伴隨著分析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的自覺、革新，要自覺地克服泛道德化批判思維，培養起科學理性的馬克思主義批判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