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我只畫我想畫的東西

　戴敦邦

戴敦邦《紅樓夢》人物像

　　不久前，由戴敦邦先生的兒子戴紅倩領路，我和深圳的瓷刻藝術家張向風先生等一行，懷著深深的敬仰，來到位于上海冠生園路的戴敦邦工作室，拜訪戴敦邦先生。戴老先生早已在門里等候，他跟我們熱情地一一握手。一進屋子，映入眼簾的是墻壁上掛著戴敦邦先生未完成的一張新作，盡管我們已預先知道戴敦邦先生這張作品表現的是老子《道德經》和它的尺寸，但還是被這幅巨作展現的氣息所震懾。我們的對話就由這張畫開始。

　　記者：這張畫是您最新的作品吧，內容好像與道教的鼻祖老子有關，可否談談為什么要畫它？

　　戴敦邦：我是上海道教協會的副會長，對老子以及學說做過長期的研究。《道德經》是人類共同的精神遺產，道家的思想從教化層面看它更具有治國的理念，對當今的社會還是具有很現實的指導性意義；老子思想有宏觀有微觀，非常虛幻深奧也難懂，以繪畫的形式表現它是很難的；我一般習慣是構思上內容決定形式，有段時間用這種方式畫現實的東西。

　　我現在眼睛的視力不太好，畫大幅比畫小幅畫更有利，還有就是我想畫的內容以前基本上都畫過了，前些時候我畫《金瓶梅》，現在我畫老子《道德經》。畫面上大量出現女性裸體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意念，我認為人類社會和諧以及人類文明精神不應該有地域的狹隘觀念，所以我這張畫中還有維納斯、大衛、瑪麗蓮·夢露等形象，也不只全是《道德經》的東西。我畫這張畫部分原因是以《道德經》“和”及“執大象”思想作為其核心內容，試圖以具象形式來表現它的哲學思想、以人類本原的美與善鞭撻社會的黑暗面，嘗試以繪畫的形式表現這種理念，對社會產生某種教化意義。目前這張畫只完成了部分墨稿，以后畫里有顏色，還要加上山水背景，我計劃用五年時間來完成。

　　記者：戴先生，由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至今，您從藝的時間已超過一個甲子，從您的新作看出您對藝術創作還保持著旺盛的追求；您是如何接觸畫畫的？在您學畫的年代，堅持自己的興趣一定很不容易。

　　戴敦邦：我父親是個手藝人，早年從江蘇來上海謀生做鞋匠，家里沒有搞藝術的背景。那時我畫畫主要是為了謀生，比如有個私人出版商要出書，他就會找人寫文稿或腳本，又另外找人畫畫。我當時在讀上海敬業中學，就已經一邊讀書，一邊畫畫。就像現在的來料加工一樣按人家的要求把活計做出來，賺取微薄的收入。從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艱辛，所以我畫畫是為了生存，沒有一絲浪漫的情調。記得有次人家把稿費寄過來，給我父親看到，他說，你為什么有那么多錢，好像比我掙得還多嘛。直到今天，我還認為自己是個民間藝人。

　　記者：您的人物線描有著鮮明的個性，可姑且稱之為中國人物畫的“戴體”。繪畫藝術是以形象說話的，形成您的這種獨特的風格一定走過異常艱辛的探索之路，能否說說這里頭的故事。

　　戴敦邦：大家知道，中國書畫藝術中的線本身具有獨立的藝術欣賞價值，而中國書畫獨特的線就得益于中國毛筆的表現力。明代畫家陳老蓮的一套《水滸葉子》(一種古人行酒令時的酒令牌)，我很喜歡，不斷地研究他用線的特點、味道、線的不同組合產生的韻味等等，一套三十多幅的《水滸葉子》，我臨摹了幾遍。我平時也喜歡欣賞傳統戲曲，主要用意是從中獲取一些歷史知識或藝術上的啟迪。譬如戲曲里頭優美的身段、手勢、眼神等等。連環畫、壁畫、歷代名畫家的傳世之作我都用心揣摸過。我讀上海第三師范學校畢業后分配到北京中國青年報當美術編輯，不久后因患肺結核回上海養病，也由此因禍得福，躲過了一場 “反右”運動。“文革”前我發表了《五彩路》、《水上交通站》、《一支駁殼槍》等連環畫作品，“文革”后開始為外文版《紅樓夢》畫配圖，畫《紅樓夢人物百圖》，畫《水滸人物一百零八圖》，《戴敦邦古典文學名著畫集》，與《水滸》系列連環畫、《紅樓夢》系列連環畫等等交替著畫，經過不斷錘煉，終于形成了自己的藝術特色。以前我畫中表現的是經史子集，四大名著等等，現在我想畫些以前沒有畫過的東西，包括以畫來宣揚老子的思想，你們剛才看到的就是我的一個新的嘗試。基本上我平均一年出一本書，去年我還出了三本書：《五十六個民族》、《紀念辛亥百年戴敦邦繪人物譜》、《金瓶梅》。我畫畫有個原則：我只畫我想要畫的東西。

　　記者：您的藝術也有了您的兒子戴紅杰、戴紅倩作為傳承者，另外還有深圳的瓷刻藝術家張向風先生傳揚您的國畫藝術，您對他們有什么樣的期望。

　　戴敦邦：首先我祝張向風先生在深圳坪山的向風瓷刻藝術展《戴敦邦水滸108將》獲得成功。過去的瓷藝作品，局限在山水花鳥上，人物雖然也有，但僅僅是一種線條，顯得單薄、輕浮；要把繪畫作品惟妙惟肖地移植到堅硬的瓷盤上是很難的，難得他是以刀代筆的手工勞作，還保留原作的藝術風貌，這批瓷刻《水滸108將》作品就是拿到世界上也毫不遜色。我有兩個兒子繼承了我的藝術使我寬慰，我希望他們勇于創新，在前人的基礎上再進一步，達到更高的境界。

　　(圖片由張向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