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越劇與布萊希特的人性主題相碰撞

　　新年伊始，郭小男、茅威濤伉儷便攜浙江小百花的新概念越劇《江南好人》登陸國家大劇院。北京零下10余度的當口端來一臺改編自布萊希特的越劇，頗需勇氣和魄力。

　　坦率地說，首場有不少空座，跟寒冷有關，也跟劇目有關。戲曲一向如此，觀眾雖然習慣捧角，但畢竟是新戲，不去也很自然。這讓我想起傅聰先生前些年在廣州演出，如果彈肖邦，肯定大賣。但有一年他堅持要彈整場的海頓，音樂廳立時就有點不好看。老先生早已到了毀譽不動的境界，他自己很欣慰，因為愿意去聽海頓的，表明都是真正愛音樂的人。

　　媒體將《江南好人》的焦點都放在越劇第一女小生茅威濤首扮女裝，好打題，也難怪。茅威濤生活中是典雅、精致的女人，臺上卻演了30多年的風流小生，突然以旦角出現，的確是話題。但在話題背后，要跨越的是技術障礙。小生和花旦發力的支點不一樣，小生端身正唱，花旦卻要扭成S型來唱，不找對發力點，連聲都發不出。茅自己說，用3個月去練梅蘭芳30年練就的蘭花指，差得遠。而對觀眾來說，如果因為媒體的誤導預備到劇場里去看金湘玉或佟湘玉，那真是大錯特錯。茅威濤演的是大青衣，手拿水煙槍的她有的是留宿神仙的豪氣，收留窮人的善良。但實在地說，還是少一份媚，缺一點嬌，欠一份江南的香艷。相對于沈黛，她演隋達則信手拈來，從容瀟灑，利利落落的小生風采頓現。

　　《江南好人》的價值其實不在茅威濤演女人，甚至不在有幾段唱詞會流傳，而在于越劇這一源自鄉間田頭的百年地方劇種，在主題和形式變革上所做的承擔。以越劇這樣一個婉轉明媚的劇種去與布萊希特的人性主題碰撞，本身就是一個冒險。后者的批判、嘲諷、思考，在看似平常的臺詞中所含的機鋒，以話劇形式來完成倒也不算很難，但要以嬌滴滴的浙江嵊州方言和中國戲曲的程式去表現他的嬉笑怒罵，他的道德追問和價值判斷，不對他有十分的熟悉，不下十二分的工夫，到頭來，也就只是賣一個東方與西方嫁接的噱頭而已。但郭小男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的小機關，走進了布萊希特的世界，用中國戲曲的寫意，對接了西方戲劇的間離。東方音樂劇一直是郭小男的理想所在，《江南好人》無疑已經在他手下活色生香，化成了歌，化成了舞，剩下來的，便是如何精心打磨錘煉，讓一群被程式化成就同時也被程式化捆綁的中國戲曲演員，找到更有力的表演爆發點。

　　已經逝去的袁雪芬說，連上海越劇院的貓都會唱“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了。所以，知天命的茅威濤封箱了《西廂記》，開演了《江南好人》。這讓我想起黃庭堅的詩——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我欣賞她這份擔當，成與敗，且讓歷史去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