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偉章：我的“只有表面”的故鄉

　　我曾在一篇小說中寫：“現代人，還有什么故鄉呢？所謂倦鳥思林，落葉歸根，那是農耕時代人們的想望，到而今，到處都成了或即將成為同一張面孔，即使有個故鄉在那里，我們的眼睛和心，也認不出來了。”這是我寫那篇小說時的真切感受。用感受這個詞，太輕，太含混，其實是一種痛。

　　自從離開故鄉，每年我都會回去一兩次，開始是血緣的、自然的回歸，從事寫作后，許多時候就變得“有意”了。有意，并不意味著攜帶明確的目的。沒有目的。特別不是像有些朋友問候的那樣：“又回去搜集素材啦？”我反感搜集素材這種話，它把寫作者當成了運貨車，車與貨物，是可以隨時分離的，分離之后，車少去了載負之累，貨免掉了顛簸之苦，彼此相宜；而能夠形成作品的素材，不是這樣的，它必須跟寫作者一同生長，一同受挫，一同快樂和煩惱，他們是一體的。這樣的素材，靠臨時抱佛腳的搜集，不可能得來。那至多是一種儲存，一種啟發，一種照亮——這種作用，比素材本身更重要。如此也可表明，我“有意”回到故鄉去，并非完全沒有目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總是在寫作遇到困難的時候，絲毫不過腦子，就急吼吼地收拾行李，坐上回鄉的火車。坐上車心就定下來，就被故鄉的氣息纏裹。故鄉并不單指我的出生地，而是延伸到我回鄉的起點，哪怕相距萬里。這時候我會發現，一切困難都是暫時的，它并不是絕路。故鄉能讓我站在世界之外，去除浮躁，趨于寧靜——我寧靜地觀察到，在我的某個時間單元里，并存著無限寬闊的空間。角度由此確立。角度一變，路就通了，素材還是那些素材，寫出的小說，肯定是兩個樣子。

　　然而，我心目中的那個故鄉，已經越來越脆弱了。變化之巨，令人瞠目結舌。它不是滄海桑田似的，而是轉瞬之間，就面目全非。十年前，我老家發現了巴國古都，八年前，發現了儲量居亞洲第二的天然氣田，前者斷斷續續地發掘，后者熱火朝天地開采，并因此涌入大量外來人員，包括幾個大胡子的德國專家，河流兩岸青山，豎起了白色井架，搬遷了許多人口。這些搬遷戶，一部分是處于警戒線內，被迫搬遷，一部分是外出務工掙了錢，就拋棄祖居的老屋，去鎮上買房子。政府鼓勵這樣，要地就批。城鎮化似乎是大勢所趨，不如此就顯出落后相。本是小小的集鎮，迅速膨脹，沿河建房，綿延數公里。因規劃的徹底缺失，房屋都建得齜牙咧嘴，售價卻不低。售價再高也得買，因為你買了，我沒買，我的兒子就打光棍。鎮上有房，是結老婆的首要條件。加之不問青紅白地拆去村小，孩子入學，山再高，路再遠，也非去鎮上不可，大人只能跟去，照顧孩子的吃穿——遠超負荷的鎮中心校，根本無力提供食宿——這群人同樣得買房，實在買不起，就租。房價高，菜價也高，菜價竟高過了成都！外來人和不斷擁入的村民，共同鑄就了鎮子的繁榮。

　　當時我就想，這種繁榮，到底能存續多久？結果是沒有多久，氣田竣工，將管道穿越千山萬水埋到上海等地，工人就撤走了，只留下零零星星的三五個，守在各井田附近，偶爾，才見他們穿著大紅的工作服，來鎮上走一趟。這可怎么好呢，歌舞廳有了，汗蒸堂有了，金銀鋪有了，野味館有了……這些，本都是為他們準備的，怎么連聲招呼也不打，說走就走了呢！從上街到下街，接二連三響起店鋪關門聲。昔日喧囂的場鎮，像斷了脊梁的蛇，驟然沉寂的蕭條，觸目驚心。

　　住在鎮上的村民，沒事干，沒錢花，白天就跑回老家，種田之余，挖蘭草、捉蛇、捕錦雞、套山羊。把一座山挖空了，無毒蛇捉盡了，錦雞和山羊，是剛剛恢復的山野生機，因為野味館的存在，便遭滅頂之災。他們甚至不放過林中的小鳥，也不放過田野的青蛙。開采隊走了，不少店鋪關了門，野味館卻一直生意興隆，因為有那么多搬遷戶，他們得了土地賠償金，腰包鼓著，要過高品質的生活了。更主要的在于，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上級，上級來人，不請到野味館去，就顯示不出敬意。還有年終送禮，給領導送腌制的山羊腿，成為近兩年的時尚。此起彼伏的屠戮聲，加上遍布河中的采沙船，讓人覺得，這里并不蕭條，這里依然繁榮。

　　我曾以匹夫之勇，特去縣里，想找主要領導說說這種“繁榮”。但領導們都很忙，不是在外地開會，就是在本地開會，日程排得滿滿蕩蕩，抽不出些許空閑。我沒見著。回成都后，我給縣委書記寫了封長信，那封信強烈的抒情色彩，讓我想起來就汗顏，因此也不打算在此引用。主要說的是環境問題，特別提到錦雞和山羊，還是國家保護物種，而我走了縣城上游的三個鎮，每個鎮都有將它們蒸煮烹烤的野味館，且食客不斷。書記回了，還蓋了大紅公章。見到那枚公章，我就有了不祥的預感，就看出了表面嚴肅背后的真實虛假。果然，滿口公文腔，大半句子，明顯是秘書從文件上抄來的，結尾是“嚴肅查處”云云。下次回去，見野味館的生意更加火爆。

　　支撐鎮子繁榮的，當然不止野味館的殺戮聲和采沙船的晝夜轟鳴，還有遍街的麻將鋪，奇怪的是還有六合彩，這東西我在成都也沒見過，卻在我老家公然銷售。賭博成風。那些得了賠償金的村民，祖祖輩輩沒見過那么多錢，以為幾十萬塊，是一萬輩子也花不完的，又無任何機構為他們開過培訓班，教他們如何花錢創業，于是去賭。一賭就輸。有個得了六十萬賠償金的男人，已在街上討口大半年了。賭博滋生高利貸。到時還不出錢，債主就進行肉體折磨，讓欠債人在齊腰深的水里，站一天半天，不許稍動；我聽說，去年大雪封山的日子，某債主歷經千辛萬苦，將那還不出錢的家伙(債主的表弟)押至山頂，讓他脫得精光，在雪地里跳舞。當然，不是折磨之后就免了債務，一分錢也不免，那是比國家法律嚴厲(他們說的是公正)得多的民間法律。

　　這樣一個故鄉，與我精神上的聯系日漸稀薄，再不能給予我寧靜了。尤其是那些天南地北務過工的故鄉人，回家說話也不用方言，而用普通話，其間夾雜一些廣東話、福建話、上海話……比如這人剛從廣東回來，無論說什么，每句話后面都必然要拖一個長長的“啦”字，在“啦”字前面，加一個“的”，變成“的啦——”。這讓我覺得，故鄉的語言也被顛覆了。老實說，近兩年來，每次回到家鄉，屁股沒坐熱，就讓我不適，讓我拒絕，讓我想一頓飯不吃，一口水不喝，立即跑掉。

　　可我為什么還是要一次一次地回去呢？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但沒想明白。這次利用“深入生活”的機會，我回鄉待的時間更長一些，能夠比較從容地重新審視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山川和人群。狄更斯的聲音時時在耳朵邊響起，美好的時代和糟糕的時代，絕不是涇渭分明的，往往融流于同一條大河。關鍵是發現。發現沖撞和搏擊的力。這次我特別去了搬遷戶安置點——那些搬遷戶，小部分去了鎮上，大部分安置到了距鎮三公里外的一塊平壩，修了一期、二期，規模僅次于縣城。但那是一座空城，規范整齊的菜市場，無人賣菜，當然也無人買菜，統一的天藍色門窗，基本上都關得嚴絲合縫，走了數條街道，走得直不起腰，拖不動腿，卻很難找到一個說話的人。不過我終于看到人了，是三個老太婆和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四人湊成一桌，正格外認真地打撲克。我沒去攪擾他們驚心動魄的寂寞，離開了。我知道，這些人的兒女或父母，都去了遠方。將山民集中安置在一個地方，沒田可種，沒地可挖，做生意么，只能內部消耗，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那點賠償金，還暫時經不起消耗，于是去外地務工。畢竟，不是所有人都像鎮上的那個討口子，把錢全在賭桌上輸掉，絕大部分人，懂得生活的法則和人生的義務。我走到一期城邊，看到兩座新墳，便在那墳頭前坐下了，內心寥廓而沉靜。那群人，那群去了遠方的人，終究是會回來的，這里埋著他們親人的尸骨了。到時候，眼下的這座空城，會變得生龍活虎，成為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他們的后代，也會有一個全新的故鄉。

　　如此一想，我就開始懷疑自己：我以前對故鄉的描述，是故鄉的真實面貌么？我發現，自己并沒和故鄉一同裂變和成長，我描述的，只不過是記憶中的故鄉，而記憶和想象是很難分別開的，因此也可以說，我描述的是想象中的故鄉。那個想象中的故鄉曾經幫助過我，這是毫無疑問的，也是我心存感激的，但它在幫助我的同時，是否也成為了對我的某種限制和束縛呢？如果我對故鄉的現實悲欣置之不顧，又怎么能說自己是熱愛故鄉的呢？我從沒想過要去唱牧歌或者挽歌，中外許多杰出作家都唱過了，我再去唱，已沒有意義，何況那也不是我的寫作理想。如果我還想繼續寫下去，就必須具備一種能力：在遠方發現故鄉，在故鄉發現遠方。時代的烙印，撿拾一枚，就能辨出是騾子是馬，故鄉再小，也五臟俱全。寫作者的責任，是留下有氣味和體溫的歷史，如果我的寫作僅限于鏡中花水中月，血緣的故鄉也好，文學的故鄉也好，自然要與我遠離了。

　　這樣看來，“只有表面”的，不是我的故鄉，而是我自己。

　　所以，我應該重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