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是作家最好的生存姿態

——對話“作家中的隱士”竹林

　　不久前，《中國作家》雜志以頭條位置刊登了長篇小說《魂之歌》，將文學界關注的目光吸引到了作者——有“上海作家中的隱士”之稱的竹林身上。

　　在“被關注”與“隱”之間，竹林的真實是怎樣的？在30多年的創作生涯里，她如何憑良知努力地寫自己認為應該和需要寫的東西？這個“應該和需要”又指向中國文學的何種境遇？近日，《解放周末》獨家專訪了作家竹林。

　　■不管酸甜苦辣，我為我的李子高興

　　解放周末：竹林老師，有人說您是作家中的隱士，而不久前 《中國作家》雜志刊登的您的長篇新作 《魂之歌》，則將文學界關注的目光吸引到了您的身上。在 “被關注”與 “隱”之間，您的真實究竟是怎樣的？

　　竹林：我目前的寫作狀態，就像農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記得1980年的深秋，我獨自一人背著簡單的行李，乘長途汽車來到嘉定南翔附近一所簡陋的農村中學。學校為我在書庫里放了一張學生宿舍里用的上下單人小木床和一張小課桌，用兩條床單掛在兩排書架的兩頭，我就在這塊小天地里開始了寫作。

　　從此， 30多年來我就一直沉在滬郊農村，再也沒有脫離過。我生在上海，長在上海，但自19歲去安徽農村插隊始，直至現在，絕大部分的時光都是在農村度過的，連同我生命中的整個青春歲月。然而，生活并沒有辜負我，在這樣的生活狀態下，我寫出了數百萬字的作品。 30多個春秋的鄉下生活，使我收獲了 《竹林村的孩子們》、 《女巫》、 《嗚咽的瀾滄江》、 《今日出門昨夜歸》等作品，還有這部最新的長篇 《魂之歌》。更重要的是，安靜的鄉下生活，讓我體驗到了許多在大城市里無法體驗和理解的社會和人生哲理。

　　解放周末：這部新作 《魂之歌》的名字，可謂直抒胸臆——拷問靈魂，關注人性。

　　竹林：這部作品，是我創作的知青生活長篇中的第三部。也可以說，是我知青小說的收官之作。前兩部是《生活的路》和 《嗚咽的瀾滄江》。記得2008年評論家徐道軍采訪我時，我曾說過： “我對知青問題的認識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逐漸深入的。如果說我寫 《生活的路》時只是想為知青們講一些真話，讓社會了解他們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悶的話，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說 《嗚咽的瀾滄江》，則已是企圖反映這一代人對那段生活的思考和對人生價值及理想的追尋了。作為文學創作，面對同一個歷史事件和生活，隨著時代的前進，作家總可以站在新的高度，對它進行哲學的解析和認知，賦予它新的思想內涵和價值觀。為此，我正在寫第三部和知青命運密切關聯的長篇小說，想反映從知青過來的這一代人中的一些思想者，對人生終極目標和整個地球村的大愛精神的探尋。它的視野將更為廣闊。”現在，這部 《魂之歌》就算是我對2008年的承諾交卷了。簡單來說，這是一部對那一代人的人性與靈魂的拷問之作。所以，我把書名定為 《魂之歌》。

　　解放周末：有評論者認為，您是一個真正具有人文關懷的作家。 《魂之歌》為您的這種人文精神作出了怎樣的詮釋？

　　竹林：我只是努力地塑造一個個命運不同、性格各具特色的人物，在他們命運的跌宕中淋漓地展示每個人的悲喜、得失、困惑與信仰。主人公劉強歷經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磨難，追求人類之愛；刀二羊作為一名具有創新精神的前沿科學家，卻遭受了命運的打擊，最終在佛教中得到心靈的慰藉；艾蛟從一個一心奔赴異國參加世界革命的左傾知青，到理想破滅、最后成為一個拜金主義者…… 《魂之歌》既書寫了一批中國知青的命運之旅，也刻畫了他們的靈魂之旅。我始終認為，高爾基關于 “文學是人學”的觀點不會過時。寫好一部長篇，如果只有一個吸引人的故事，而沒有人的靈魂，那就會像一座房子里沒住人，是沒有生命力的。

　　解放周末： 8年時間、 52萬字，堅實的數字，寫照了您創作 《魂之歌》的姿態和品格。

　　竹林：我寫小說，都是慢慢來，不著急的。一般我是先積累大量的生活素材和資料，放在那里，等有了靈感后才正式構思成提綱，然后開始寫作。寫作過程就如施工隊按著圖紙——提綱，從地基開始一層層地疊層架屋，蓋起一座樓房。期間可能因各種原因造造停停，但總的設計一般不會變。只不過，樓房是許多建筑工人共同蓋的，且有不同的分工，而寫小說則是一個人孤獨的勞動。因此創作長篇需要毅力和氣韻，要有足夠的能量一口氣撐到底。

　　在寫作中如果遇到困難，我會停下來學習和思考，讓思想自由馳騁，等到想通了再寫下去。因此，我寫得很慢。不能說慢工出細活，也算鐵杵磨成針，最終造起了一座大房子。當然我還要裝修——請朋友提意見，一次次地修改。直到拿出去發表或出版的時候，我自以為是一座漂亮建筑了。

　　解放周末：這個過程，您覺得辛苦嗎？

　　竹林：記得大仲馬有一句名言——當別人問他，你覺得寫作辛苦嗎？他回答說： “你去問問李樹是怎樣結出李子來的吧！”

　　不管酸甜苦辣，我為我的李子高興。

　　■我崇敬能在曠野的貧瘠中寂寞地生長的竹子

　　解放周末： 1979年，您的第一部小說 《生活的路》發表，使您成為 “知青文學第一人”，并有幸得到了文壇泰斗茅盾先生的鼓勵，能回憶一下當時的經歷嗎？

　　竹林：說實話，我不太愿意回憶這段歷史。因為當時受到的壓力曾使我的精神幾乎處于崩潰狀態。雖然我終于有幸趕上了 “三中全會”思想解放的潮頭，得到了茅盾、周揚等文藝界前輩的肯定和支持，但那時的心態幾乎像是在黑暗中突然遇見了強光，一時間手足無措，連茅盾先生在大會上點名讓我上臺去見面，周揚先生在飯桌上為我祝酒，我仍像在夢中尚未清醒。現在回憶這段經歷，我更加堅定地認為，一個人的事業與成績，與時代潮流相比，實在是太渺小了。

　　解放周末：直到今天，知青文學仍有生命力。今年夏天播出的電視劇 《知青》，引起了很大反響，爭論也十分激烈。

　　竹林：知青文學作為當代文學中傷痕文學的一個分支，已經紅火過一陣子了。但知青生活這段歷史，作為文學創作的素材，是不會過時的。不過，隨著時代的前進，對生活的開掘與認知，應該是不斷地深入的。

　　因此，今天再來寫這個題材，就不能只像當年那樣講真話，真實地反映一代青年人所遭受的命運就夠了，而是要挖掘命運背后更深刻的淵源，從而賦予這段生活以歷史的真實。特別是今天的青年人，沒有觸及過那段生活，對那段歷史已經難以理解了。我想，作為后來者，他們想看到和聽到的，并不單單是懷念和控訴，而是有歷史深度的東西。時至今日，我想知青文學的創作理應具備這樣的深意。

　　解放周末：在今天 “眼球經濟”的時代，注意力成為一種商品，博出名仿佛一種集體心理，甚至許多學者也明星化了，而您離開繁華的都市堅持在底層寂寞筆耕，這會不會讓您有一種孤獨感？

　　竹林：說實在的，寫作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情。這些年來我就只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并且還會持續做下去。它對我來說，無關功名，也無關利益，只是關乎自己內心的愿望。因此，我沒有想到過寂寞與孤獨。

　　有人認為，在大家都追求現代化生活的時代里，像我這樣 “自我放逐”，跑到農村去自討苦吃，實在戇，甚至有點怪。但我自己覺得，社會生活之廣闊，不可能人人都是弄潮兒。有人不寂寞，便有人寂寞，這很正常。只要真誠待人，對前進發展中的時代保持一份永遠的敏感和好意，做人 “戇”點也是很踏實的。

　　解放周末：您是不是認為，在眾聲喧嘩之中，寂寞才是一個作家最好的生存姿態？

　　竹林：是的。寫作本身就是寂寞和孤獨的事業。這種狀態會使你心態平和地安靜下來，去仔細地觀察、思考社會和人生。靈感這東西，只有在安靜中才能產生。

　　正如你所說，現在是 “眼球經濟”時代，商業化的金錢法則幾乎滲透到一切領域。就連現今的文化出版機構，衡量一部作品，也總是更多地考慮它能賺多少錢。而要達到這目的，就要從 “眼球”著手，看作者是否是全國知名的紅人，看內容能否博人眼球。至于作品本身的思想內涵、藝術水準到底如何，往往無暇顧及。于是，文學藝術便像中秋節的月餅那樣，包裝越來越豪華漂亮，而月餅本身的質量倒不怎么在乎了。

　　解放周末：這種寂寞，其實更是一種精神狀態的脫俗。

　　竹林：我始終認為，文學應該堅持純粹、純真的本質。從我自己來說，我不愿為了商業利益而放棄自我的文學訴求。我愿意遠離眾聲喧嘩，繼續在生活的一隅默默耕耘。

　　解放周末：所以，您給自己取的筆名叫 “竹林”，以竹子的風骨來定格自己的文學追求。

　　竹林：我喜歡鄭板橋的那首詠竹詩：咬定青山不放松，扎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我崇敬能在曠野的貧瘠中寂寞地生長的竹子。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韌地彎曲，尤其是能在最艱難困苦、瀕臨絕境時開花結果。

　　■ “眼球經濟”嚴重異化了我們的文學，使之患上了不輕的 “軟骨病”

　　解放周末：有評論者評價說，從某種意義上說，竹林是用自己的生活狀態、用自己的寫作狀態，捍衛了現代文學的榮譽。

　　竹林： (笑)這樣說，給我的 “榮譽”太高了。其實，我只是在捍衛我自己的創作底線。就像剛才說的，“眼球經濟”嚴重異化了我們的文學，使之患上了不輕的“軟骨病”——作品缺乏思想內涵，不敢觸及或者有意回避現實，得意于一地雞毛的自樂自足；還有的甚至以展覽血腥、身體、愚昧來招徠讀者。這種現象實在是當下文化繁榮景象中的悖論。

　　面對這種狀態，我個人的力量太渺小。如果有一批有良知有擔當的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來改變這種局面，那就太好了。

　　解放周末：這需要對文學有使命感。

　　竹林：現在，有的人，甚至包括一部分作家，他們認為文學只有一種 “輕”的功能，亦即給人們茶余飯后、在緊張的工作、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博弈之余，起點消遣減壓的作用。他們在卸下了文學曾經的政治包袱后，將它輕質化到了可有可無的地位，以為文學就是弄些幽默、搞笑、愛情等等能輕松愉悅人的心情的東西就夠了。于是，以低俗為表率，把丑陋當標尺，一地雞毛的甚至低俗的內容泛濫橫行。然而，文學是人學。在人生活著的社會里，文學的生命除了 “輕”以外，還應該有義務和責任，有目標和追求，有理想和信仰。這就是所謂的 “重”。而這個 “重”就賦予了作家以社會責任。

　　我認為，一個作家的作品，應該盡可能深入地觸及生活，批判現實，剖析人性，以自由的靈魂追求人類文明的新曙光。這就是作品的思想內涵。帕斯卡爾說： “人的全部尊嚴在于思想。”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尤其是長篇小說，沒有人物思想的自由馳騁，沒有對理想信仰和真善美的追求，這是不可想象的。這也就是我理解的文學的使命感。

　　解放周末：您的這種使命感的另一種表達，就是您說的——我只憑我自己的良知努力地寫我認為應該和需要寫的東西。

　　竹林：我所堅持的 “應該”和 “需要”，簡單來說，就是社會生活中有意義、有啟示的東西。舉例來說，本世紀初校園文學紅極一時。但是，我注意到，這些校園小說大都沉浸在愛情故事的卿卿我我里，或者就是青年人中的逆反、另類。而我接觸了解了一些老師和學生后，發現這樣的作品其實并不能代表真實的校園生活，尤其是它們忽略了許多渴求知識、正在貧困的逆境中奮發的孩子。

　　雖然文學不能代替教育，但潛移默化的作用不能小覷。所以，我覺得應該提起筆來寫一些真實的校園生活，不能只讓一些 “輕俗”的東西淹沒了孩子們的心靈。也就是說，我要寫一些 “重”的作品。當時，我正在準備 《魂之歌》的素材，而且已經列好了提綱，但是我放下了。我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寫了兩部關于校園生活的小說 《今日出門昨夜歸》和 《靈魂有影子》。

　　解放周末：可喜的是，您的這種 “重”獲得了社會的認同。比如， 《今日出門昨夜歸》出版后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人民日報》刊發文章加以肯定，并獲得了 “五個一”工程獎。

　　竹林：在我看來，這就是文學與現實的一次共鳴。而對創作者來說，就是對自己所堅持所追求的一種鼓勵。

　　■我只按自己的喜好閱讀，不管它是中國、外國的，也不管是否獲得過“諾獎”

　　解放周末：眼下，中國文學界最熱鬧的話題就是，中國作家莫言榮獲2012諾貝爾文學獎。有人說這終于慰藉了中國人多年的 “諾獎”情結，您如何看待？

　　竹林：莫言獲獎，當然可喜可賀。但我想這事也不宜過度炒作。莫言自己就十分冷靜、理智。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的地位與價值，是客觀存在的，不因 “諾獎”的得與不得而增減。因此，我同意這樣的看法——莫言的獲獎可以引起國際文壇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增加世界讀者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興趣，同時也激勵中國作家創作出更加優秀的作品。

　　解放周末：那么，您是否關注世界文學的發展？對這些年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有閱讀的興趣嗎？

　　竹林：我一向對外界的功名利祿比較麻木，也沒有專門去追星哪位 “諾獎”作家的作品。我只按自己的喜好閱讀，不管它是中國、外國的，也不管是否獲得過 “諾獎”。比如，我非常喜歡泰戈爾，我也讀過 《百年孤獨》，我還喜歡蒲寧的作品，但我并沒有在意他們得過 “諾獎”。同樣，沒有得過 “諾獎”的作家的作品，如魯迅、托爾斯泰，甚至法國作家杜拉斯的 《情人》，我讀過不止一遍。而像昆德拉的作品，盡管風行一時，我讀后也無太大印象。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名著 《尤利西斯》，譯者蕭乾先生送我數套，愛爾蘭駐滬領事請我去參加他們的朗讀活動，但我還是無法讀完它。文學百花園中，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賞花人，只流連于自己喜歡的花朵。

　　解放周末：您 “喜歡”的標準是什么？

　　竹林：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文學都可以并應該百花齊放。但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好的優秀的作品就應該是深刻地觸及現實生活和人的靈魂的。因此我崇敬魯迅剝開生活的犀利筆觸；同時我也喜歡泰戈爾，他將人性中的真善美和愛表現得淋漓盡致，并且升華到了哲理高度。我個人以為，文學不是簡單地照搬生活，它應該站在生活的前頭引領文明前進的腳步，還要給人以信心和力量，給人以美的熏陶。

　　解放周末：關注莫言得獎，很多人其實通過文學的視角看到了中國的意象。在您看來，今天我們的文學作品應該如何更好地表達中國現實、中國經驗和中國精神？

　　竹林：我們還是需要有比較“重”的作品，或者說，用犀利的筆觸觸及中國發展的現實，以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方式，書寫當下我們中國人的生活與追求、困惑與理想、艱難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