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掖平：

　　我想談談蒲松齡短篇小說對當代文學的啟示。第一，好的故事能夠直擊人心，能夠感動人性、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好的故事永遠在民間。張煒說，他在采風時聽到許多類似《聊齋志異》的故事，為什么這些來自鬼魂世界的故事能夠讓我們感念？因為它們接地氣，它們來自有著豐厚民間資源的大地。小說家應該把故事的建構根植于大地、根植于文化傳統，我們不會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感到陌生，我們不會拒絕來自民間、在大地上生長的故事。一個好的短篇小說，必須講好一個來自民間、大地的有感動力的好故事。

　　第二，蒲松齡的小說之所以這么多年來為人們津津樂道，在于他的小說在結構上沿著現實進入虛幻，同時又能夠在虛幻中重返現實，也就是說，他在現實與虛構之間找到了一個絕好的平衡點。如果我們只寫鬼怪，就會離現實太遠，如果只寫現實，又會顯得過于真切。在虛與實之間，在進去與出來之間，人性的多面性得到了豐富展現。文學虛構必須和現實生活的體驗緊密結合起來，在虛與實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制衡點。

　　第三，還要有人文情懷和道德判斷。之前，我在博士生課上分析《爺爺的“債務”》這篇小說。當所有的小說都追求講一個花哨、先鋒、時尚的故事時，作家們往往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責任——必須把揭露黑暗、恪守更重要的真善美情感立場擺在首位，也就是將寫故事、寫情感的大境界放到自己作品中。面對道德生態惡化的今天，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該不該像小說里的爺爺一樣，讓良心背上一點債務，反思道德生態的惡化？我們該承擔什么責任？文學創作該永遠引導人性向真、向美、向善。這種舍生取義的精神在蒲松齡小說中一直存在，表明了他最高尚的道德判斷，在鬼怪身上同樣閃耀著人性光輝。蒲松齡在他們身上呼喚美好的人性、人情，喚起了讀者對美好與溫暖的向往。

　　此外，我還想談一些對于評獎本身的建議。我希望能把獎項頒給最好的作者，無論獲獎者是名家還是新人。要把真正的好作家、好作品一律囊括在獎勵范圍內，還要適當放寬選擇小說的入選范圍，讓合格獎項的推選更接地氣、接人氣，這樣才會發現更多有靈氣、有活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