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運史 以人統事 以今述古

——讀蒙古族作家巴根小說《忽必烈大汗》

　　近年來頗為繁榮的歷史小說題材多集中于漢唐明清，多少忽略了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實現民族大統一的兩個百年王朝——北魏和元朝。而這兩個王朝恰恰對于今天我國這個多民族統一的大國起了奠基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蒙古族作家巴根新近問世的長篇歷史小說《忽必烈大汗》具有題材的獨特價值。而它在藝術上的成功在我看來是較好地體現了歷史小說應當遵循的“以文運史”、“以人統事”、“以今述古”三原則。

　　第一是“以文運史”。歷史小說雖是一種較為典型的文史不分家的體裁，但仍應做到“史實為體，文學為用”。《忽必烈大汗》忠于歷史真實，書中主要歷史線索、人物、事件可循可信。作品從忽必烈的童年一直寫到他將近80歲的老年，從年幼時他跟隨祖父成吉思汗征戰寫到建立元朝。由于是“正說”而非“戲說”，因此它具有歷史認知價值。在當下消費主義的語境下，歷史小說也被消費，“戲說”的多，“正說”的少。戲說雖可以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可以博得讀者和觀眾的眼球，但缺少歷史的認知價值，甚至會造成對歷史的錯誤認知。巴根筆下的忽必烈是一個真實的忽必烈，是一個對歷史、對后人負責的忽必烈。這是其一。但是事事考證于正史又會失去那種靈動飛揚的想象，也很難達到歷史小說應有的藝術境界。《忽必烈大汗》貴在尊重基本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大膽“生發”。史家評論忽必烈從年輕時便“思大有為于天下”，是“世界上第一位征服全中國的人”。書的開篇便有這樣的情節：他因不殺小鹿被祖父成吉思汗稱：“長生天作證，將來得統一天下者，必吾孫也。”他的一生，從跟隨祖父挺進歐亞到平定西夏、大理，滅南宋，定大都，建元朝，充滿了大汗偉業與傳奇，正如受他器重的漢人官員劉秉忠在一首曲中所詠：“天君幾時揮手，倒銀河，直下洗塵囂。”《忽必烈大汗》又不受史書記載的局限，把忽必烈從一個歷史人物成功地升華為一個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相統一的獨具光彩的藝術形象。這種生發和升華依靠命運和性格刻畫，依靠細節和心理描寫。書中那種離開文學描述的歷史評價極為少見，更多的是一種自然流淌。在敘事上采取的章回小說體使情節更緊湊連貫，增加了文本的可讀性和易讀性。這些都是“以文運史”。

　　其次是“以人統事”。恩格斯有這樣一句名言：“歷史什么事情也沒做，它并不‘擁有無窮無盡的豐富性’，它并沒有在任何戰斗中作戰，創造這一切的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成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忽必烈屬于那類和拿破侖、羅馬大帝、彼得大帝相似的創造歷史的巨人。忽必烈一生征戰，從少年有志不畏艱苦在北方駐扎，率軍直進云南大理國，指揮了滅金、滅南宋，直至建立元朝完成中華統一大業，建立了新的統治秩序。從馬上征戰到以強力和智慧解決阿合瑪、海都的宮斗內亂，都顯示了忽必烈鐵腕的性格魅力。但《忽必烈大汗》還讓我們看到了忽必烈的另外一面。當蒙哥要殺完顏真的時候，忽必烈出來阻擋，兄弟倆爭執不下，忽必烈說：“他今天放下刀成為我的安達了，就不應該殺他。”當他攻占大理國后，大理國王段興智帶領文武百官向忽必烈俯首稱臣，忽必烈并沒有屠城，而是優待王室，任命段興國為大理路宣撫副史，文武百官可任選原職。南宋的皇帝投降，也未被殺掉，還給了封地、封號……正所謂俠骨柔情方顯出帝王胸懷。他勇于“剿滅”也善于吸收新的東西。書中寫他遵從儒道以漢朝制度治理漢地，對基督教實行寬容政策，從《易經》改國號為“元”。但這種吸收又是有他的民族底線的。如在恢復漢制中，他堅決反對恢復宦官和女人纏腳，因為他崇尚男兒的血性，認為男女都要騎馬打仗。所以，呈現于讀者面前的忽必烈鮮活而有歷史質感，是一個沒有被歷史事件淹沒的忽必烈。

　　第三是“以今述古”。歷史小說創作必須秉持對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尊重，僅僅觀照歷史可能寫出一般演義和戲說的讀物，但讀物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文學作品要啟迪當下。《忽必烈大汗》充分觀照現實體現在這樣幾點：一是在經過北宋與遼、南宋與金近300年的對峙、分裂的局面，至忽必烈統一中國，建立了一個多民族大統一的中國，在這一點上肯定了忽必烈。盡管元朝執行過嚴厲的民族歧視政策，但歷史不是道德化的歷史。元朝統一中國在客觀上推動了歷史前進，奠定了我們現在這個多民族和諧相處的國家基礎。忽必烈的歷史功績不僅在拓疆土、融民族，甚至在對大都(今北京)的建設。《馬可·波羅行紀》記載，當時的大都“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域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這對明、清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擇它作為首都具有奠基意義。二是忽必烈作為開國皇帝對于繼任者選拔的慎重。他對鐵木爾反復考量，考驗他能否戒酒，在他戍邊磨練后方讓他擔當重任。三是忽必烈對日本對中國的挑釁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采取高壓政策，一生兩次指揮東渡伐日。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權力交接、居安思危——小說的這些現實觀照使“歷史”走進了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