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只在記憶中存活——華裔作家張翎專訪

張翎

　　□羊城晚報記者 李雯潔  實習生 朱雪琴

　　把成功歸功于海外經歷是一種狹隘

　　羊城晚報：您既沒有出生在唐山，也沒有親身經歷過地震災難，作為一個旅居國外的女作家，您從哪里來的底氣寫出小說《余震》？

　　張翎：如果一個作家只能書寫親身經歷的事件，那么天底下只能流傳著自傳和日記兩種文體。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我們連抗戰也寫不成了———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爭。想象力是對一個作家最嚴峻的考驗。當然，在書寫歷史題材的時候，想象力必須要有強大的背景調研作為支撐。對于唐山來說，我的確是個“外鄉人”，但是外鄉人的視野也是一種視野，對歷史事件的敘述會因為存在著多個視野而變得豐富。況且《余震》并不正面書寫地震本身，關注點其實是在災難之后的心靈創傷。而心靈創傷是人類共通的題材，并不需要額外的天分和勇氣來觸摸這個母題。對我來說，創作《余震》是自然而然的過程。

　　羊城晚報：還有許多海外女作家的作品也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并成為收視保證，在內地深受觀眾喜愛。您認為，包括您在內的這些出國多年的海外女作家的作品，為什么仍能夠緊緊揪住內地觀眾的心弦？

　　張翎：這又是一個很個體化的問題，雖然有幾位海外女作家的作品化為影視作品后深得市場青睞，但每一個海外女作家吸引影視觀眾的理由可能很不一樣。在于梨華的年代里可能是因為她書寫的故事本身的新奇，而今天六六吸引觀眾的原因是緊扣當下的熱門話題；嚴歌苓獨具的是她“化腐朽為神奇”的講故事能力，虹影卻是因為她旺盛的原始生命力。海外經歷是她們的羽翼，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她們首先必須是“猛虎”。把她們的成功完全歸功于海外經歷，反而是對她們創作才華的一種狹隘理解。

　　無法在別的語種里找到母語的感覺

　　羊城晚報：您在加拿大的生活是怎樣的？

　　張翎：我在加拿大的生活非常簡單，沒有喧囂的應酬，更與豪華的生活方式隔絕。除了閱讀書寫，一年里攢下的時間和金錢幾乎完全用于旅游和采風。走過了世界很多地方，許多國家的文化和歷史使我心生敬畏，知道人類在整個宇宙中的渺小，因此不斷地推翻自己從前的一些觀念和看法，對許多從前認為是“定理”的事產生顛覆性的懷疑。

　　羊城晚報：海外華文女作家的創作分為兩類，一類以英文為創作語言，一類兼具母語創作，您和嚴歌苓等，都以母語創作出優秀的作品。您怎么看待華文女作家英文創作與母語創作的差別？

　　張翎：我認為語言僅僅是用來操作的工具，哪種工具使得順手暢快就選用哪一種。母語也好，英文也好，對于創作本身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個人選用母語創作是因為我無法在任何別的語種里找到像母語那樣暢快淋漓隨心所欲的感覺。這個道理就像一個使用過利刃的人，他就很難去操作一把鈍刀———盡管鈍刀也能切肉切菜，但過程太乏味并消耗靈感。腦袋瓜子一旦和語言表述中間有了阻隔，作品的特色就消失在平庸的敘述中。

　　羊城晚報：加拿大的海外旅居生活，對于您觀察中國經驗的影響主要有哪些？

　　張翎：海外的經歷最重要的收獲就是給了我審美空間，故土的記憶在這樣的空間里得到凈化和深化。隨著大江南北舊城區的日漸消失，所有人的故鄉其實只在記憶中存活。海外地域上的相對距離使得“保存故土”的意念變得更為強烈。只要記憶還在，故土家園就還在，而書寫就是永久保留記憶的一種方式。

　　李雯潔、朱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