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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遲子建,是在2011年夏天陜西作協太白山筆會上。遲子建安靜地待在會場一隅,黑呢攏身的一襲長大衣,束了條腰帶,一種淡淡的隨意,里面又透著堅持。引人注意的是她的笑,淡淡地,嘴角輕輕地上揚,酒窩跟著顯現。
作家蘇童曾說:“大約沒有一個作家會像遲子建一樣歷經20多年的創作而容顏不改,始終保持著一種均勻的創作節奏,一種穩定的美學追求,一種晶瑩透亮的文字品格。”
1964年元宵節,遲子建出生在東北一個小村莊,所以乳名被喚作“迎燈”。父親遲澤鳳是小鎮上的小學校長,因對三國時代曹植名篇《洛神賦》喜歡之至,而曹植又名曹子建,因此給她取名“遲子建”。
1981年高考,平常被語文老師譽為“很有前途”的遲子建作文“跑題”,進入大興安嶺師范學校。“這反倒成就了我。那里很清靜,給了我充足的時間幻想,充足的時間閱讀。”1983年開始寫作。遲子建感恩于“還沒怎么感受到挫敗,處女作就已在《北方文學》上發表,編輯是在自然來稿里把我的稿子挑出來的”。第一份稿費,她給父親買了瓶他喜歡的“竹葉青”酒。
臨畢業前的數個夜晚,她躲在自習教室里寫《北極村的童話》。“現在我都記得那種感覺,很溫暖,很幸福。”1986年1月,《北極村的童話》在《人民文學》上發表。“這篇小說給我帶來了成功和后來的運氣。”誰料恰在此時,父親因腦溢血猝然辭世。“他最終沒有看到。如果能看到,他會很高興的。”20多年后提起,哀傷讓遲子建哽咽。“那一期雜志的封面,被我的淚水浸透了。”
回故鄉當了半年山村教師,1988年她去西安念西北大學作家班。1989年進入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聯合招收的研究生班。那個班級有莫言、余華、劉震云……但作家畢淑敏眼中的遲子建,是“一個女孩依著清冷的板凳,慢慢地吃她的飯。她吃得很仔細,吃得很寂寞,一任涼風揚起她修長的發絲”。遲子建說自己不是很合群。
多年來,遲子建孜孜不倦地做著一件事情——書寫童年。那些養育她的土豆、白菜、蘿卜、豆腐、油茶面兒、菜園子以及山巒、河流、草灘、花草,陪她成長的蟲子、冰燈、火爐、露天電影,那些在她生命中留下烙印的人們:父親、三姨父、老毛子、外祖母……北方大地一些業已消失的事物和景象,均在遲子建筆下復活過來,不是詩意的美麗的暫時再現,而是長久的耐心的踏實貯存。遲子建就像一個樸素的北方農婦,以隱忍的熱愛為鹽,記憶為料,一句話,一束光,一個念頭,或者一個情節,一幅畫面,一種味道,都被她一一掐取腌制發酵保鮮,使它們在故鄉的大地美學上熠熠生輝。她那獨特的唯美氣質,不能不說是個異數。她說:“女人不懂得憤怒,仿佛天池水一般平靜清涼。”
有人曾指她的作品有局限,但她說:“我只愿寫我想寫的東西,用我認為好的方式去寫,不苛求意義。看到自己的局限,也只有寫,繼續寫,才可能逐漸超越。一個農民,種了幾十年莊稼,總還是懂得把苗子留著,把野草拔去的吧。”
讀讀書、寫寫字、用不賴的廚藝“犒賞犒賞”胃、喝點紅酒、散散步,這就是比較標準的“遲子建的一天”。時至今日,她在電腦上寫作,仍感覺別扭,“有的時候打字跟不上文思,一個精妙的詞匯往往在爆發的一瞬間溜走了。看來以后寫長點的小說,還得走老路子,先在本子上寫一遍,然后再用電腦抄改。”對網上海量的信息,她沒有占有的欲望,從不在網上看新聞或者瀏覽。
三獲“魯迅文學獎”,在遲子建看來,就似“一陣一陣風吹過臉龐”:“風吹在臉上很舒服,但如果風不吹過來,人也照樣往前走。”我無意間提及她的黑龍江省作協副主席頭銜,她笑了:“如果別人看到遲子建,只想起她是作協副主席,或是別的什么頭銜,而不是她的作品,或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那是她的悲哀。對一個作家來說,作品才是最好的‘頭銜’。”
2003年,遲子建的長篇《越過云層的晴朗》出版時,出版社說她的小說名字不打眼,叫她改個名字,她不同意:“除了向文學本身妥協,我不會向任何東西妥協,包括市場。”她在日記里寫道:“在世界上種種的游戲中,最沒有詩意的就是財富的游戲。”
遲子建又是細膩溫暖的。她幾乎不寫閑愁閨怨,更別提風騷艷情,她的筆下,都是平常日子里的酸甜苦辣:吃飯、穿衣、寫作、旅行。她用豐沛的情感和樸素的思想擁抱生活,甚至用它們來包裹冰冷的死亡。
很多年了,我一直喜歡遲子建如水一樣的透明,喜歡她如“北極村童話”般的真實。她的小說創作平實但很有節奏感,她的文字節制而干凈,她關心的是底層平民的生活瑣事,她講的故事仿佛就發生在你的身邊。北大教授謝冕在遲子建的小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獎詞中說道:“向后退,退到最底層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負悲劇的邊緣者;向內轉,轉向人物最憂傷最脆弱的內心,甚至命運的背后。然后從那兒出發傾訴并控訴,這大概是遲子建近年來寫作的一種新的精神高度。”
“我寫作,不是因為職業,是因為熱愛寫作,可以說寫作是我生命的一種存在方式。我的生存狀態跟農民差不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種狀態,我很滿意。”遲子建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