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駱英：B面黃怒波

新京報插圖/師春雷

　　《駱英詩集：知青日記及后記 水·魅》 駱英 著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 定價：33.00元

　　詩人駱英和商人黃怒波是一人雙面，這兩種身份，對應他性格中的兩種鮮明特質。很多時候，這兩種特質在互相斗爭，但也在互相成全。采訪從新詩集切入，試圖從詩人駱英身上看到商人黃怒波的痕跡以及他性格兩部分的交錯。

　　駱英眼中的黃怒波

　　你是一頭狼，終于撕咬著出來了。從孤狼，野狼，長成了一頭大狼。

　　黃怒波眼中的駱英

　　你有一個特別的位置，可以對狼性有更深的觀察和認識。

　　詩人駱英遠遠不及商人黃怒波那么顯赫，很多時候，他更像是一種逃離，是對商人黃怒波的逃離。但在商人黃怒波看來，詩歌無比重要，那里藏著自己的理想國，他能想到的幸福晚年，是在一個荒島上重讀自己的詩集。

　　荒島是他喜歡使用的意象。他喜歡把自己比作狼，覺得當下的黃怒波就是撕咬出來的野狼，像狼一樣獨處，孤獨著，最讓他覺得安全。和很多房地產商一樣，他喜歡攀巖登峰，并已完成7+2(登頂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并到達兩極極點)。他說，走在山里，讓他自在。

　　眼前的黃怒波，小眼睛，堆著笑，一團和氣。他坦白自己的分裂，在詩集中，他有著所有詩人都有的纖細、敏感、悲天憫人和對人性之美的守護。而工作中的黃怒波，卻是一個公司管理上的“獨裁者”，強勢、霸道。作為“九二派”棄官從商群體中的代表人物，他是中國經濟野蠻生長的受益者，但卻為此深感罪惡。他在2002年遭到公司內部背叛風波后，一直認為當下的中國企業并不適用現代企業制度。

　　他靠房地產起家，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統計其財富為67億元。這即便如此，他還是覺得缺乏安全感，這種缺乏指向他童年時愛的匱乏，也指向這個時代的共性。

　　因為“文革”，他的父親在他三歲時自殺，10年后，母親也因意外離他而去，他早早嘗遍世態炎涼。16歲，高中畢業，他騎車到黃河邊，看到渾濁黃河水蠶食堤岸，迷茫的少年決定此生要像“黃河的憤怒波濤一樣，永不停息”，于是，之前被稱作黃玉平的少年，名字被改為黃怒波。

　　“文革”中黃怒波曾去寧夏農村插隊，在農村，他獲得了最樸實的，來自鄉間的溫暖，并在那段時光里，開始人生的上升。隨后，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然后當公務員，29歲正處級。在人生一片光明的時候，他被契訶夫的《小公務員之死》驚出冷汗。后他跳出體制內，在中國市長協會下面的城市出版社當負責人，在歷經各種變故后，他成立咨詢公司，這成為后來中坤公司的由來。

　　幾年前，他重返自己插隊時呆過的村子，看到很多故人的今昔對比，別是一番唏噓，于是有了現在的新詩集。

　　談新作 “詩歌是我的理想國”

　　新京報：新詩集有兩部分構成，《知青日記及后記》和《水·魅》，對于兩者的價值，你心中是否有偏重？

　　黃怒波：都是我的作品，談不上偏重。《知青日記及后記》，是對歲月的一種回憶。前段我回到了插隊的地方，看到很多當年的發小，他們有的已經退休了，但晚景很凄涼，有的甚至很年輕的時候，就死了，埋在那山上。我雖然也算得上衣錦還鄉，但更多是感到心痛，就想把這些說出來。一個是說給當下人，一個是寫給自己，那是我自己的青春。《水·魅》是一種內心的呈現，當下世界太嘈雜，我們恥于說愛，說美，說夢想，所以，我就想找出一些現實的美來，沒有時間，沒有地點，靜下來的那種美。

　　新京報：作為對青春的追念，是否很容易把那個時代美化？

　　黃怒波：這是角度的問題。盡管從理論上，我們對于那個時代，需要很多批判，但是從詩歌角度，那是我的一種私人記憶。其實，去看我的詩，會看到那是一種透著感傷的美。

　　新京報：和前幾部作品相比，寫作這部詩的駱英，心態是否有明顯的變化？

　　黃怒波：當然有。寫作《落英集》時，還糾結在情感層面。《都市流浪集》則是一個窮小子到大城市的種種不習慣。歸因起來，主要是因為過去自己心靈所遭受的創傷。《小兔子》和《第九夜》是做商人所經歷的驚心動魄，我從詩人角度予以批判。《登山日記》是年歲漸長，也有了一定的話語權，陡然覺得人生不過如此。所以相比來說，到了這部詩集，更像是一汪很平靜的水，我在很平靜地回憶過去。

　　談創業 野蠻生長的罪惡感

　　新京報：《水·魅》中《歲月的特征》一詩，能感覺到你在描述個人與時代的關系，詩中的人選擇的是跳脫出來，不管不問的逍遙。這容易讓人聯想到，之前，你有談及中國經濟野蠻生長的罪惡感。作為九二派棄官從商群體的代表人物之一，可能要面對這樣一種質疑：這個群體中很多人是紅頂商人，他們成長得益于中國體制和市場的灰色地帶，得益于野蠻生長，那為何要談罪惡感呢？

　　黃怒波：大多數中國企業家是投機分子，他們會抓著各種機會成長，哪個門縫打開，聰明人就會抓住，如果你出手晚，沒辦法，就會被關在門外。這個不能怪每個人，每個個體的人，只不過是像野草一樣，哪里有石頭縫，它就會長出來。

　　但是反過來，我們也都是有原罪的，這種財富積累的過程，相當殘酷。問題是，當下我們是否有一個頓悟的過程，如果沒有，那就是無可救藥的壞，有了，也不能讓自己洗凈成為天使，但還是要努力讓自己有好的歸宿，好的皈依，這種皈依不是指宗教，而是指皈依到精神世界和靈魂中來。這是中國企業家的出路，就是皈依到良心，道德和責任感中來。

　　新京報：在詩歌中，你是一種心平氣和、悲天憫人的氣質，但很多報道稱，在公司，你是一個獨裁者，管理方式非常霸道，這是否是一種分裂？

　　黃怒波：你說得非常好。看看我的經歷，我是作為狼成長起來，我是一個狼性十足的人。這是一種內在的因子，很難改掉。我可以表現得溫文爾雅，或者我以為我很儒雅了，但潛在基因里，狼性仍然存在。這部詩作完成后，我會繼續寫“文革”記憶，但這種記憶是寫后“文革”，包括當下，寫當下仍然存在的斗爭情結。從這個角度講，我是很雙重的，是儒雅的詩人，也是野蠻的商人，我的內心中，狼性、動物性，一直在和溫順的貓性斗爭，我想這一代企業家大都如此。

　　談童年 很多心痛導向童年

　　新京報：從新詩集中，你的詩句“我從不在一棵樹上，呆得太久以免根深蒂固。即使在黑夜。我也因此在這個世界上飄來飄去，感覺到你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這個和童年經驗有關嗎？

　　黃怒波：你說得很對，這是內心的東西。確實沒有安全感。我很看重弗洛伊德的童年對人一生的影響。我的童年缺失父愛、母愛。現在想起來，很多的心痛都導向童年。我覺得特別不公平，很多其他的缺失都可以事后彌補，但童年造成的心理損傷，卻像一棵樹，在小的時候，如果被掐過，痕跡就再也去不掉了。這讓我內心有傷感，從內心對人不信任，盡管有詩歌，有療愈，但對人還是從內心里無法親近，寧可孤獨。我為什么喜歡登山，因為一到山里，會特別放松。今晚上我選擇飛洛杉磯，因為一想到一個人呆著，就特別自在。

　　新京報：寫了這么多詩歌，是否有想過詩歌對于自己的真正意義？

　　黃怒波：是我自己的財富。我在想以后我最大的樂趣，可能就是在一個荒島上，讀自己的詩歌。我常被當年寫的一些場景打動，這是屬于我的精神世界。即便未來，自己破產，或者更富有，這都是別人剝奪不走的東西。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于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