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眼睛

高深（回族）

高深發(fā)言 攝影：王紀國

　　我曾經(jīng)被德國、墨西哥、加拿大的作家問過一個同樣的問題：“你是回族詩人，你寫的詩與漢族詩人有什么不同？”這個問題問得很刁鉆，如果簡單地從理性上尋找答案，挺不好回答。我改變了一下思路，給他們講了一個故事。

　　我說：在我國海南島三亞地區(qū)，有個很古老的傳說，傳說從前有一個神奇英俊的年輕獵人，他的弓箭百步穿楊，沒有什么飛禽走獸能逃過他長著眼睛的利箭。這一天他正在捕獵一頭牝鹿，牝鹿以逃生的本能，飛一般奔跑逃命，不料眼前出現(xiàn)一片汪洋大海，前無去路，后有追殺，在無可奈何之下，它轉(zhuǎn)身變成一個美麗少女，千嬌百媚，結(jié)果同獵人拜了堂，成了親。

　　不知這個故事是不是古代就有，口口相傳下來的還是什么時候的文人杜撰出來的？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它成了幾乎所有到過“鹿回頭”的詩人創(chuàng)作的題目，而且都是站在強勢即獵人的立場上，贊美他執(zhí)意追求的勇敢精神，認為只要保持強勢態(tài)，不棄不舍，就能如愿以償，達到目的，于是“鹿回頭”便成了歌頌“美好愛情”的永恒題材。

　　1980年，我隨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采風團去過一次三亞，聽到“鹿回頭”的故事后，我思考了很久，我是個回族詩人，回族在十幾億人口中屬于相對弱勢群體，我本能地站在鹿的立場上審視這個故事，得出了與其他詩人不同的認識與感受。過了好久，我才寫了一首隨筆式的短詩，詩中寫道：

　　“可憐的花鹿，被追逐到生命的絕處。于是變成美麗的少女，嫁給了要致她死地的獵戶。

　　“生與死轉(zhuǎn)化成恩愛，獵人和獵物結(jié)成夫婦。這美麗動人的傳說，美化了弱者的屈服。”

　　外國朋友聽了我的敘述連連點頭，并承認我是個不同于其他詩人的“回族詩人”。老詩人邵燕祥先生1979年(應為1981年)讀到這首詩時，覺得有新意，便抄到他的筆記本上，后來他在《文匯報·筆會》發(fā)表的《想起了“鹿回頭”》一文中說：“這首短詩把傳說中固有的矛盾實質(zhì)揭示出來了，把血腥的追殺和捕獲，幻化成恩愛相許的故事，不僅美化了弱者的屈服，而且美化了大男子主義的性暴力。為文人筆下的‘獵艷’一詞作了形象的注釋。”

　　我舉這個例子，想說明少數(shù)民族作家，因為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淵源、社會環(huán)境、生活習俗的獨特，觀察事物、認識生活、家國情懷，必有與其他民族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眼光，其感受也會有與眾不同的特殊收獲。少數(shù)民族作家要用自己民族的眼睛，認識生活，觀察生活，把握生活，表現(xiàn)生活，你的個性或特殊性，就是你文學寫作的特色和長處。當然由于種種條件差異，少數(shù)民族作家也有一些短板，關(guān)鍵在于我們要善于揚長避短。把我們的個性或特殊性充分地展示給讀者，不要總跟著時尚跑，更不要學習別人把自己丟了。

　　許多人喜歡“從眾”與“趨同”，不太喜歡個體認識與判斷，因此也就常常否定個性與特殊性，其實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沒有個性就無所謂共性，任何一種個性都包涵著一定的共性，共性又總是寓于個性之中。比如“作家”這個詞，在世界范圍講，是共性即普遍性，而“中國作家”這個詞則屬于個性即特殊性；而“中國作家”與“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之間，“中國作家”已上升為共性，“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卻成了個性；在“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與“回族作家”之間，“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也上升為共性，“回族作家”則為個性；同樣“回族作家”與“回族作家高深”之間，“回族作家”是共性，“回族作家高深”卻是個性。共性與個性是相互轉(zhuǎn)換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排斥個性與排斥共性都是不符合辯證法的。

　　我主張“用民族的眼睛觀察生活”，不是鼓吹少數(shù)民族作家遠離社會、遠離時代、遠離中華民族，只是想遠離庸俗、遠離勢利、遠離時髦、遠離模式……不論什么民族的作家，只有真的成為帶有濃厚民族特點的作家了，才可能把生命交給自己，把社會責任交給自己，從而努力開掘文學的潛質(zhì)，釋放文學的能量，讓文學的美感、愛心、意志充分而完美地綻放。

　　我以為沒有個性就沒有事物，文學更是個性行為的產(chǎn)物。我們少數(shù)民族作家尤其占有“個性”的優(yōu)長，充分展示我們自己的長處，才能使少數(shù)民族文學當之無愧地立足于偉大的中華民族的文學之林。